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一些人以为这是习近平2013年的突发奇想，是“烧钱大拜拜”，恐将“拖垮中国”，或成为烂尾工程。这类判断恐怕都是错的，因为“一带一路”更可能是政治界与学界高层经过多年酝酿才孵化出来的大战略，其经济收益可能远高于将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公债，并且将不断滚动发展，因此硕果累累。

“一带一路”涉及多个学术层面，2013年之前多年，学术界就已经在进行相关的踩线工作，习近平只不过是阶段性调研得到结论后，给予背书而已。多个层面的学界领头人，在过去数年都曾提出堪称为“一带一路”战略基础的分析，其最初、也最深层的考量，可能还是国家安全。

20余年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就多次讨论中国崛起过程中如何应对美国，近年屡被引述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当时就已经纳入思考，并因此得出必须维持与美友好、以便和平崛起的结论。　但是在过去十年，韬光养晦已经不足以掩盖中国崛起；仅仅是外交姿态，已不足以应对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积极拉日、韩、印度与东盟（亚细安）反中的大战略，这就逼得中国必须采取对策。

王缉思与李侃如两位顶尖战略学者2013年出版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一书，反映了中国当时的思考与应对。“一带一路”避开美国的海权压力，同时给予美国参与发展的可能，如此一推一拉，则美国的西太平洋围堵就变得如同鸡肋，相关各国也都难以齐心抗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最后获益如何，只要中国熬过了霸权交替的相持阶段，也就避开了修昔底德陷阱，并成为所谓“自由秩序”的捍卫者，也就是世界体系的霸权国。而在成为霸权国的过程中，本来也就有必要更多的承担国际义务，结交更多的盟邦，这也是“一带一路”能够发挥的附带作用。

就此来说，自由派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在2011年以后撰有“创造性介入”系列书籍，也认为要对开发中国家“创造性介入”，以创造对中国崛起有利的环境。绝大多数中国人多少对中东与非洲抱持漠视或轻视的态度，王逸舟在多次前往非洲与带路沿线国家后，重新认识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从而以数十年、乃至世纪的长度，看待与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也是在2011年，推动“现实自由主义”的高柏，就以“对冲”的角度说明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他指出中国外交要围魏救赵、声东击西，并且以“高铁”作为整合欧亚大陆经济的杠杆。

他指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进展会让美国认识到，如果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长期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将被迫建立自己主导的、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竞争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且也把美国排除在外”，为避免此种零和局面，推动“一带一路”反而将使“美国早日接纳中国加入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的自由贸易体系”。

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在自找麻烦，但王逸舟与清华大学的李希光等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有着根深柢固的不信任或冲突。从应对中国西部的种族宗教冲突来说，中国若能借由“一带一路”的谋划，带领伊斯兰世界、非洲国家走向现代化，那么国内的相关矛盾更将同时得到抒解。

就此来说，“一带一路”的最大作用，就是驱动亚非开发中国家的加速现代化。在提出这个大战略时，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资本储蓄与施工力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美欧遭遇金融风暴，使当时仍颇依赖出口的中国，也得寻找新的增长点，中国的经济学界也积极寻找国家担保的投资方向。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当时就提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并在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期间深化了相关研究，主张已开发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带动全球的新一轮发展。很大程度上，现在绝大多数人认识到的“一带一路”，就是林毅夫所首先倡议的版本。

比起将大量资本用以购买美国公债，或在境内推升房地产价格，中国将资本导向于亚非国家的发展，也更能获得长期稳定的回报，何况在此过程中国实体企业还将因此受惠。

总之，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基本同意2020年前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赶超美国，到2030年甚至或将是美国一倍，因此中国必须就全球议题提出“顶层设计”，在努力寻求多赢的前提下，接受全球化主导者角色的形成。因此也可以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自我定位、自我认识调整后的声明。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