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实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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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假期，L君的团队在加班处理一家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小岛旅游开发综合项目的合同，从用地条件、年限、劳工合同到工会组织等，法律事务所要为客户整理综合反馈意见。

正如不少外企在华投资碰壁，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的热潮中，也不乏失败的案例。

但是从事国家商业法务咨询近20年的L君近来发现，中国企业“走出去”时的法律意识和国际观已有显著改观。

有别于在中国拿地开发综合旅游度假项目，民营企业家觉得现在到海外一些海岛投资开发主要面向中国游客的项目，土地价格、人工运营成本等更为划算，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迅速行动，已让他们占得先机。

而在一个数千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中，法务政策咨询只占了一小部分，却有助降低获得土地、开工建设、聘请员工等方面的风险，中国企业因此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得。

L君说，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团队中通常已有熟悉当地民情、懂英文的人才，不过毕竟人才的素养与公司业务契合需要一段时间，而且法律、财务等领域对专才的要求更高。

“生意人已经意识到，让具有国际法经验的团队协助他们处理海外投资，可以防止投资打水漂带来的巨大损失。”L君说。

一名港资房地产精算业务高管认同说，五六年前多数是外资房地产开发商找精算咨询公司，测算项目材料用量、报价，估算工程进度再来评估银行贷款年限，过去一两年则有越来越多和外资开发商合作开发海外项目的中国房企选用精算服务。

这名高管说，精算的职责是向开发商提供独立的第三方意见，好让他们对本地承包商开出的报价、工期等作比较，因为一旦工期进度受影响，将牵连整体的偿贷利息和相关风险把控。

他说，“以前中国开发商没有这个概念”，但当他们与外资开发商合作、联手拓展海外市场时，风控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也在学习理解“花钱是为将来省钱”的概念。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引领下，2016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已从国企、央企扩展到有实力的民企，投资领域从过去几年专注的煤矿、能源、基础设施、港口建设，延伸到文化旅游、农业种植、高科技研发、养老产业等。

一家外国政府机构投资专员向《联合早报》指出，中国企业近几年还意识到强行照搬“中国式管理”到海外是行不通的。

这名专员说，海外合作伙伴较能接受的方式是：中国企业投入资金和合作伙伴一起扩充当地和第三方市场，但管理权和运营权交由合作方打理。

他举例说，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等海外市场的畜牧业、乳品、葡萄酒种植等产业，较受当地业者欢迎，因为这类投资既可为当地带来流动资金，还拓宽了当地业者依靠自身力量几乎无法触及的市场渠道和业务。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国外的行业监管制度、产品质量监测、出口认证、食品包装、标签业务等，都可以在中外合作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和学习，无疑对提升中国企业自身的行业操守、标准和理念都有所启发。

不过，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曾赛星教授提醒，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待提高地缘政治和法律风险的意识。

他说，中国在外企业的声誉较低、产品质量相对较差、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支付当地员工薪水较低、对海外劳工缺乏尊重等，是一些待解决的常见问题。

在社交媒体时代，曾赛星认为，海外政府、社区、公众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工程中处理好项目涉及范围内的邻里关系，将是一大挑战。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异质性、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等，若能在项目落地前期与相关方和当地邻里社区取得沟通，将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大工程中，发挥更重要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