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冠病疫情趋缓和开放边境，本地多家制作公司重新启动旅游及资讯节目的海外拍摄工作。疫情后，无论机票或住宿都涨价，拍摄预算却没增加，加上各地防疫条例不时改变，让制作公司面对不小的挑战。站在前线的主持人，又做了哪些调适？
本地主持人杨君伟7月到匈牙利拍节目，遇上热浪，气温高达38摄氏度。旅馆房间没有风扇和冷气，他半夜醒来，发现流了满身汗。他9月到瑞士拍另一个节目，旅馆房间也是没冷气，不得不打开窗口，并忍受楼下的夜夜笙歌。有一天凌晨2点多，一名醉汉跑进旅馆大闹，砸坏电梯，打破玻璃，还试图打开住客的房门。
杨君伟与《联合早报》记者分享的这些经历，反映了他在冠病疫情后到海外拍摄节目，明显感受到的不同，包括住宿没有以前好。他不是抱怨，也绝对体谅制作公司的难处，只是借着自己的经验让大家知道，疫情后整个大环境不同了，在海外拍摄也因此遇到新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预算；现在物价上涨，预算更吃紧，不得不在一些条件上降低标准，例如住宿。
随着各地疫情趋缓和开放边境，本地多家制作公司已重新启动旅游及资讯节目的海外拍摄工作。堂堂映画完成了《当我们不在一起》，目前在拍摄《镇乡之宝》；3角60度在拍摄新系列《极境之旅》，另一个节目《酷旅店》正在U频道播映；The Moving Visuals Co在拍摄《远方的华人》第二季。
本报访问这三家制作公司的负责人，他们都说预算是现在海外拍摄的一大挑战。
机票住宿高涨 改用当地摄制队
3角60度执行总监韩光伟说：“机票有时贵得离谱，没办法得去的话，我们会考虑用当地或距离目的地不太远的在地摄制人员，减少从新加坡飞去当地所要承担的票价。其实上涨的不单是机票和住宿，许多本地幕后工作人员的酬劳也水涨船高，因此当预算没有增加时，选用在地摄制人员已经是我们在海外拍摄的常态。”
堂堂映画负责人周伟堂感叹：“机票好贵，以前去欧洲1000多元，现在有的高达5000多元，工作团队至少四个人，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酒店也涨价，但我们担心工作人员交叉感染，所以还是一人一间房。”
杨君伟到非洲加纳拍摄《镇乡之宝》，一张经济舱机票5000多元。周伟堂说：“预算没有增加，制作费却涨了三四成，有时候必须缩短拍摄行程，每天的拍摄时间因此拉长，团队压力也大。”
The Moving Visuals Co制作总监程秋明说：“我们之前订了去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机票，后来欧洲发生罢工，机票被取消，重新订的时候，涨价30%。”她坦承因为预算的压力，不得不在住宿和伙食方面降低标准，但强调：“我们还是要求住宿要安全和干净，会在有限条件下做出最合理的安排。”
各地疫情让拍摄添变数
虽然各地疫情已趋缓，但仍有感染病毒的风险，一些地方的疫情也时好时坏，防疫条例一直在变，这是出国拍摄的另一挑战。
程秋明说：“要留意各地疫情的最新动态和防疫条例，要知道万一有工作人员确诊该怎么做。我们也要求团队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包括每天要做ART检测，以及在镜头外的人一定要戴口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拍摄共14天，主持人、导演、摄影师和收音师，缺一不可，我很担心有人确诊，还好大家都没事。”
拍摄地的选择也有限。韩光伟说：“我们会选择条例比较宽松的国家，如果入境须要隔离，我们一般不会考虑，所以一开始相当具挑战性，能去的地方不多，航班班次也有限，还得预设如果在当地确诊的话该怎么办。但随着各地疫情逐渐好转，很多国家也渐渐放松防疫条例。”
周伟堂说：“《镇乡之宝》本来要去日本和澳大利亚，但根据拍摄时间表，这两个国家当时还未开放，只能放弃。台湾还没完全开放，要有‘工作邀请’才能到那里拍摄，入境也要隔离，可是那里的故事很好，所以我们还是去了。《当我们不在一起》本来要去韩国拍，那时候韩国还没开放，只能聘请当地摄制队伍。”
感染风险仍在，让节目在前期筹备面临许多变数，像是受访者临时推掉拍摄。周伟堂举例：“《当我们不在一起》以‘投影合照’的方式为分隔两地的家人拍全家福，本来有一个个案，在海外的家人答应拍摄，但他们后来顾虑在本地的父母年纪大，担心太多人到家中拍摄会增加老人家感染的风险，最后拒绝。”
程秋明也遇到同样问题，她说：“我们在保加利亚已经找了四个个案，后来有一个担心外人到家中拍摄会增加感染风险，临时推掉我们的邀请，我们得赶紧换另一个受访者。疫情带来很多的不确定，导致前期作业要花更多时间。”
海外故事待发掘
虽然疫情后要应对新的挑战，但制作公司还是积极到海外拍摄。周伟堂说：“本地能挖掘的题材有限，我们必须到海外寻找故事。像《当我们不在一起》是疫情期间有了灵感的节目，后来德国一开放，我们就去了。这个节目后来得奖，是对团队最大的鼓励。”
《当我们不在一起》（马来西亚篇）上个月在新加坡亚洲内容大奖2022获得“最佳亚洲资讯节目奖（亚洲单个市场）”。周伟堂说：“停了两年，是时候再到海外拍摄了，很多故事待发掘。”
韩光伟说：“开始的时候，对于出国拍摄，有些工作人员还是战战兢兢，顾虑很多，当然也有些是迫不及待，整装待发。现在呢，几乎没有人有任何顾虑了。新加坡毕竟很小，可以拍的故事有限，像我们接下来会跟亚洲新闻台制作一个纪录片系列，讲述民间救灾救援团体的故事，本地几乎没有，所以能到海外采集故事，仍是本地制作人乐于投入的。”
杨君伟面对身心压力
站在前线的主持人，最能深刻体会疫后拍摄的不同。
杨君伟在疫情趋缓后到了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瑞士、非洲和马来西亚拍摄节目。住宿酒店比以往差，他可以忍受，更大的挑战是心理和体力上的压力。
他说：“我感染过冠病，但有二度确诊的可能性，会担心万一在国外中标怎么办，不就影响工作？也担心会不会把病毒带回来。大家如惊弓之鸟，国外天气比较干燥，谁喉咙有点痛或咳了一声，大家都会担心。”
为了节省开支，拍摄行程紧凑，他叹说：“得冠病后体力比较差，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拍摄，会感到吃力。摄影师更辛苦，他们一直扛着器材。”他也笑言：“我以前背稿蛮厉害的，拍摄时都one take，现在容易晃神，会NG，都是因为冠病，哈哈！”
许多欧洲国家已无须戴口罩，但工作团队仍坚持戴，却引来当地人异样的眼光。杨君伟说：“他们认为我们在制造恐慌，那眼神让我们感到不自在。”
一些航线未复航或班次有限，也影响行程安排，杨君伟8月到砂拉越拍《远方的华人》时就因为航班问题，有了最心烦的一次拍摄经历。
当时飞往马来西亚砂拉越城市诗巫的廉价航空未复航，他须乘新航到吉隆坡，再转马航到目的地。在樟宜机场办登机手续时，系统显示他是7月飞中国山东，让他又气又急，好不容易解决了问题，在吉隆坡转机时，马航竟说找不到他的行李，要他到了诗巫再查看，结果行李没到。
杨君伟说：“我的衣服还有拍摄用的SD卡全在行李箱里。隔天早上，我们腾出两小时去买衣服和SD卡，多少影响了工作行程。我的行李24小时后出现在诗巫机场，原来之前滞留在吉隆坡机场。”
林有懿备好“逃命包”
林有懿7月底到台湾拍摄《镇乡之宝》，当时必须在酒店隔离三天外加四天自主管理，对她是难忘的经历。
她忆述：“当时台湾的疫情还蛮紧张的。我从机场出来后，必须购买当地电话卡，让防疫单位能随时联络我，还要填很多表格，之后取了行李，做唾液检测，才能去酒店。隔离期间，酒店提供三餐，但我吃了一天就投降。为什么给我汉堡、比萨？我明明在台湾，我要吃当地食物啊！后来我自己叫外卖，锅贴、油条、烧饼、豆浆……”
结束三天的隔离之后，她还无法开工，因为根据条例，四天自主管理必须留在原地，就是不能离开台北，可是节目拍摄地在南部嘉义的东石乡。不过她也不是没事可做，节目导演是在台湾念书的本地人，她就跟导演碰面，讨论拍摄工作。
去台湾之前确诊冠病，刚康复不久，林有懿仍有心理压力，也发现背台词比较困难。她说：“这是我疫情后的第一个海外工作，本来‘引擎’热不起来，那七天的休息其实有助我慢慢进入状态。我也跟自己说要冷静，把该做的防护做好，太紧张反而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疫后出国，她给自己准备了一个“逃命包”，里头有万一确诊所需的用品，包括温度计、血氧仪、退烧药、咳嗽药水和ART检测器。
林有懿到东石乡采访蚵仔业者，她观察到：“在台北，人口密集，人们还是紧张的，人与人之间真的站得蛮开的，可是在乡下，地大空气好，乡民很欢迎我们到来，他们太久没有见到外来游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帮他们吸引观光客。”
她为同一个节目也到了柬埔寨，那里用的是美元，她说：“真的感受到物价上涨，像我们上餐馆，叫的菜也不多，却发现快‘破预算’，管钱的工作人员压力不小。”
疫后拍摄团队更团结
虽然面对各种压力，两位主持人还是很开心能再出国拍节目。杨君伟说：“在实际层面，我需要工作和收入，在情感层面，我须要找回我的价值。我也非常想念发掘故事，还有和伙伴拼死拼活的体验。”
疫后拍摄，他深刻地感受到团队更加团结。“我们更珍惜一起工作和相处的时光，感情很好，爱护彼此，再辛苦也要一起开心地度过。”
林有懿说：“看到受访者在疫情后怎么走下去，怎么重新振作，对自己和观众都有着鼓励作用。像我们柬埔寨的合作伙伴，太太是协调员，丈夫是摄影师，疫情这两年多，他们零收入，这次的拍摄对他们很重要，我看到了他们的尽心尽力。”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