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圈外人眼里，“电影制片人”这个职衔光鲜亮丽，俨然电影团队的“老大”，实则多数人不了解其职务。在当事人眼中，这份工作像是大事小事都要管的校长，是“打杂的”，总有层出不穷的问题，得懂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随时准备“灭火”。团队的情绪得顾，预算要把控好，拍摄进度得盯紧，既要温柔，又得强硬。制片人不怕谈钱伤感情，因为不谈钱就会伤电影，有受访者苦笑说：“我们有时像找钱的乞丐。”
新马电影圈不如好莱坞或中国那般分工精细，新马制片人往往得一人分饰多角，一条龙包办到底。每部片就像一次怀胎十月的旅程，从备孕到生产，再到育儿，再心力交瘁也得完成任务。
《联合早报》访问四位制片人陈思恩、黄乙馨、邝子君和从演员跨界的童缤毓，了解这份听起来很酷，实际上很苦的工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陈思恩：“找钱”仅冰山一角的职责
影视公司“陌陌工作室”（Momo Film Co）的联合创办人陈思恩，早在12岁便首次当制片人。当年她参与全国视频比赛，从此与这个身份结下缘分，后来对电影的兴趣日益增加，逐渐踏入幕后制作的世界，并在参与陈敬音执导的《大笨象》（Pop Aye）后意识到自己喜欢当制片人。
陈思恩告诉记者，制片人是把一部电影从头到尾串联起来的人：从剧本开发、版权取得、组建团队，到前期筹资、选角，作拍摄计划；来到拍摄期间，要把控预算和进度，同时支持导演实现愿景；后期则得把关剪辑、视觉音效，以及宣传策略；最后还要参与发行，让作品成功触达观众，“每一个项目就像经营一家新的初创公司，得兼顾艺术层面和生意数字。”
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型电影工业中，制片人的职责往往更加广泛。陈思恩说，“找钱”只是制作人冰山之一角的职责，他们常常得参与创意上的决策，还得当“心理辅导员”，解决团队人员之间的摩擦。
谈到制片人的喜悦时，她提到新加坡和越南合制电影《蝴蝶，别哭》在威尼斯影展首映时，她在场感受到观众被一个异国故事打动，当下的喜悦和满足感难以言喻。当然也不乏让她气愤的事。她说，制片人须要支持有创意但缺乏知名度的新导演，但投资方和发行方的保守态度，有时令她心寒。
迄今为止，陈思恩认为最具挑战性的项目是新加坡导演杨国瑞的长片《好久不见》。当时不仅预算有限，过程采用非常规的创作方式，她必须调整策略并即兴解决各种问题。此外，整部片仅用五天拍摄，时间紧凑，每一刻都必须精确执行，“最终，我们的坚持获得回报。这部片在第76届洛迦诺影展上获得当代影人单元的金豹奖（该单元的最佳影片奖）和斯沃琪首部长片奖，证明了我们大胆的尝试是值得的。”
邝子君：我们的工作像“生孩子”
为至少18部电影担任制作人的邝子君直言，制片人的工作怎一个“惨”字了得。他说，相比动辄数千万美元的好莱坞制作，新加坡电影的预算往往连好莱坞大片的伙食费都不到。新加坡制片人因此必须在有限的预算内精准操作，并确保投资方有回报，“让投资方亏钱的制作人，会影响投资方未来投资其他电影的信心，这对新加坡的电影工业是不好的。”
新马制片人角色几乎“包山包海”——从筹资、找导演、组团队、谈版权，到面对宣发策略和市场反应，事无巨细都得管，芝麻绿豆的事如演员对伙食不满意，也会找制片人投诉。邝子君将制片人的职务比作“生孩子”，无论多难都得把电影“生出来”。
邝子君认为，许多人对制片的理解不够全面，便贸然投入其中，“必须深谙电影制作的生态系统，不只是‘拍戏’而已，还要考虑融资、宣发、销售等各个层面，并懂得如何组建一支互补的创作团队。”他补充说，比起找人，更费时的是让团队达成共识，所以制片人必须像啦啦队队长一样，把大家拧成一股绳，齐心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邝子君第一次担任制片人就碰钉子。2008年，他自导自制的电影《岁月》拍到一半，投资方突然撤资，他自掏腰包，甚至贷款完成后期制作，之后为了还债去教书。不过，他从中领略，拍电影不能只靠一个投资者，而要策略性地整合多方资源，“第一次自导自制电影时，完全没有人指导，什么都不懂，吃了不少亏。后来遇见梁导（梁志强），他是我理解电影商业模式的重要导师，至今仍记得他的提醒：要对准观众口味，掌握市场脉搏和累积人脉。”
担任2017年音乐电影《音为爱》的制片人时，邝子君濒临崩溃。当年，不熟音乐版权事宜的他，错信他人的信誓旦旦，戏将上映，几首歌的音乐版权却未处理好，电影险些错过上映窗口。他当时跟时间赛跑，差点撑不住了。
邝子君说，当制作人虽“惨”，但把“孩子”生出来很有满足感，“我们很多时候都在firefight（救火灭火），可是这也是美妙的部分，因为没有一份工作能让我有到这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
黄乙馨：有时像“乞丐”四处找钱
曾在mm2和IFA Media担任影视制作人，2024年底自立门户成立Kusu Films的黄乙馨2009年入行，为《新兵正传4》和《阿Girl》等超过五部电影担任制作人。她认为，制片人很像一个创业人士，“手里握有一个宝贝，一步步将这个宝贝孵化，开发并推动它，也确保有份孕育宝贝的人和乐融融。”而“宝贝”初长成时，制片人得为它铺好路，想好宣发策略，锁定合适的国际销售公司让更多观众看到它。
黄乙馨也不讳言，制片人一定得把钱挂在嘴边，倘若项目超支，有时得像“乞丐”一样四处讨钱。她说：“钱不容易找，因为我们的市场很小，电影的回收比例也不是很高。拍一部电影的费用，票房成绩得卖到两倍，才算是有回收。”制片人有时也得拜托演员或演员经纪人，为超时拍摄的酬劳给予折扣。
她至今最难忘的挑战是担任阿兵哥题材电影《新兵正传4》的制片人。作为女性制片人，面对军中用语得现学现卖，在军营拍摄时得应对严格的规定。某次拍完一场涉及空包弹的戏后，所有弹壳都必须找齐才能离开军营，这也是她的职务之一。她苦笑说：“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弹壳长什么样子，但还是得把它们全部找齐。”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经验是在泰国。她为一部活尸片担任制片人，拿着官方的拍摄许可文件到泰国乡村地区拍摄，不料文件没用，因为能不能拍摄由当地的村长说了算，拍摄团队险些无功而返。
制片人冷暖自知，即便如此，黄乙馨仍然喜欢这份工作，“我的动力，来自能够跟志同道合的人并肩创作，将一个创意从无到有实现，最终看到它登上银幕的时候。”
身为制片人，有什么行为是不可取的？黄乙馨想了片刻说：“当制片人和导演共同开发一个项目，导演遇到一些状况，想要延后进度，制片人应当给予理解和尊重。然而，有些制片人会炒掉导演，并继续那个项目。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感觉好像夺走了导演的创作。这种例子是发生过的。”
童缤毓：被迫一夜长大EQ变高
童缤毓从演员跨界成为电影制片人，在马来西亚蛇年贺岁档献上自制自演的《OMG！阿妈有喜》（简称《阿妈有喜》），邀得港星袁咏仪主演，并宣布把电影带到中港澳放映。
童缤毓接受记者访问前，开了很长的工作会议。她坦言，过去当演员的生活相对自由，成为制片人后，生活全被项目、合约和会议填满，虽然辛苦却极为充实，也逼着她迅速成长，“我以前最讨厌看合约的条款，现在的我已经可以独自撰写合约。我的EQ也变高了，当演员的时候，脾气比较冲，有话直说。现在的我会选择先不说，忍到事情尘埃落定后，才宣泄想法跟脾气。我觉得这是担任制片人的过程中磨炼出来的。”
请童缤毓以接地气的方式介绍制片人的职务，她先笑说，像极“打杂的”，既要掌握大方向，又得拿捏所有细节，“制片人也像一所学校的校长，什么事情都得管，厕所坏了或食堂有问题，都要去看一看。得管学校的行政，又要顾到学生的成绩单。”她继而说，导演则像专科老师，监制像校董，偶尔出席董事会议，鲜少参与学校的日常运作。
聊起跨界的原因，她提到过去身为演员时总处于被动位置，有时连试镜的机会都争取不到，或有人搞小圈子，将“圈外”人拒于门外，一切种种促使她想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权。童缤毓提到偶像李锦文。李锦文是知名制片人，作品包括《中国机长》《功夫》。童缤毓多年前拍过李锦文儿子的电影，当时见过李锦文。两人多年后再碰头并合作，对方的风范与专业为童缤毓树立了典范，也坚定了她走这条路的决心。
童缤毓认为，制片人的满足感不来自名利，而在于让好作品被看见。她说，观众若记得她在演员时期的角色固然好，但假如有一天，别人能说出哪一部电影是由她一手催生的，那种成就感是无法取代的。
想当制片人？过来人怎么说
四名受访者有什么话对跃跃欲试，想踏入电影制片这一行的新鲜人说？
陈思恩给予鼓励说：“要坚持下去！”邝子君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做这一行，除非你真的非常有热情，否则很难继续下去。”黄乙馨直言当制片人是一条艰难的路，但若真心热爱创作，仍值得一试。童缤毓则说，很喜欢电影的话，当制片人并非唯一的选择，也可考虑当导演或编剧。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