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中小企业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仍停留在表面阶段，新加坡中小企业商会（ASME）接下来将加强业者对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的应用和了解，以帮助它们掌握新科技，加速数码化转型的步伐。
新上任的新加坡中小企业商会会长洪煜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加强数码化转型、提升生产力和优化公司运作，不过，因为缺乏时间和精力，商家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仍停留在表面阶段，并不懂得通过规划来改变公司的工作流程及提高整体效率。
洪煜也强调网络安全对企业的重要性。他说：“当中小企业越来越数码化，就要加强防备及预防黑客袭击。”
他透露，中小企业商会下来会注重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这两个课题，帮助企业提高对新科技的了解及应用。但没有透露具体详情。
本地企业了解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希望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支持。根据早前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的一项调查，雇主相信提高生产力，对新加坡保持全球竞争优势至关重要，而有望改变商业格局的人工智能，是其中的关键。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雇主因此希望政府在这方面予以更多支持，包括为人工智能课程提供更多补贴，以及通过补助金计划，鼓励更多企业采用人工智能，进而推动转型和创新。
计划明年第二季推出中小企业版ESG指南
谈到政府非常重视并大力推广，而本地中小企业不能掉队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课题时，洪煜说，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看，ESG是一个很高深的课题，也因为人手有限，中小企业本身要委任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具有很大难度。
因此，ASME今年9月成立了和谐行动小组（Harmony Action Group），以提升会员企业和其他中小企业对ESG的认识。除了继续倡导业界最佳做法之外，洪煜透露，ASME正为本地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ESG指南，计划在明年第二季推出。
拥有管理资讯科技咨询公司的背景，今年51岁的洪煜刚于12月初接掌中小企业商会。他在2009年加入中小企业商会，自2012年起担任助理会长，今年初升任为副会长。12月7日被选为新一任会长，接棒卸任的王腾忆。
在担任会长之前，洪煜积极与中小企业社群接触，通过焦点小组讨论收集意见，并向相关政府机构提出他们关注的课题。
中小企业商会目前约有6000名会员。洪煜说，ASME一直以来积极为中小企业发声，不仅作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桥梁，向政府反馈业界意见之外，也与政府一起合作帮助中小企业，包括推广国际化人才培育计划（Global Ready Talent Programme，简称GRT）和运营中小企业中心（SME Cen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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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ASME过去一年组织近30个贸易代表团，带领本地商家到雅加达和迪拜等不同海外城市去实地考察及寻找商机。
洪煜在受访时谈到ASME在来临的2024年将展开的计划，也预期明年经济环境从内至外仍充满不确定因素，本地中小企业也正面对不少现实难题，包括市场需求放缓及政府援助减少。
他指出，中美贸易战尚未和解，各国都更注重自家企业，企业趋向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此外，新加坡顺应第二代防止税基侵蚀和盈利转移（BEPS 2.0），可能影响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他也发现，国人热衷于到国外旅行，本地商品买气有所减弱，加上我国消费税明年调高至9%，可能使部分商家生意受到冲击。与此同时，新加坡虽然吸引不少国外旅客到访，这些旅客都是花费在精致体验，中小企业实际上难以分一杯羹。
洪煜注意到，我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大型企业的发展，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是有一些，但相对较少”。
政府在2023财年预算案拨出了10亿元加强新加坡企业国际化计划（Singapore Global Enterprises initiative），协助本地企业取得资金以扩大规模和打造国际竞争力。至于企业发展计划（Enterprise Development Grant, 简称EDG）的津贴额度，自今年4月1日起从70%降回50%。
洪煜说，中小企业申请EDG计划所做项目规模一般介于7万元至15万元，然而，如果政府只提供项目津贴的一半，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说，并不能提供太大的支持。
他直言，中小企业在EDG计划下展开项目其实面临不少约束，既要提呈计划书和符合当局审计等要求，也要确保最终能实现当初定下的目标，因此许多中小企业到最后索性不去申请EDG。它们不是把项目规模缩小，靠一己之力来执行以获得更大灵活性，就是“干脆不做了，去想一想，慢慢来。”
拓展海外商业足迹 后端工作外包第三国
由于通货膨胀，本地中小企业面对商业成本高涨的压力，到海外发展将是重要出路。 除了把产品和服务出口到海外，洪煜建议本地商家考虑把公司像会计、人力资源管理的后端工作，外包到马来西亚或菲律宾等第三国家。“当然，从效率来看，可能没有新加坡员工来得快，但价钱就便宜很多。” 他认为，本地中小企业应首先考虑在亚细安拓展商业足迹，发挥主场优势。 洪煜也是网络技术服务咨询公司“凯拓互联网”（The Adventus Consultants）总裁及创办人。他以自身的经验说，为了加强公司灵活性及控制人力资源成本，公司在新加坡仅有六名员工，在菲律宾设有10个人的项目管理团队，并在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这三个国家以项目合约形式聘雇开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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