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来自香港的周凯旋基金会（H.S. Chau Foundation）向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SingHealth）捐赠100万元，这是基金会在新加坡的第一笔捐赠。
这个基金会的名字，一般新加坡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基金会创办人周凯旋和董事张培薇，大有来头。
根据《福布斯》（Forbes）计算，周凯旋的个人身家净值大约23亿美元（约31亿新元），在今年的香港50大富豪排行榜中排名35；张培薇则是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表妹。
外界经常以“富豪李嘉诚的红颜知己”来形容周凯旋，她和张培薇一同创办的维港投资（Horizon Ventures），是李嘉诚的私人投资旗舰。
前年，维港投资在新加坡成立家族理财办公室。成立家办以来，维港投资相当低调，2月份的捐赠，是基金会首次在媒体前亮相。
已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张培薇代表基金会出席捐赠仪式。她在仪式上透露，100万元的捐赠，是在短短10天内就拍板定案了。这笔捐赠将为须要接受质子疗法和免疫疗法等先进癌症治疗的各年龄弱势女性提供支持。
张培薇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香港做了很多这类项目，反应很好。既然我已经是新加坡居民，我认为，有义务把‘亲爱的妳’（Dear Girlfriends）这个项目引入新加坡。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看病患有没有这个需要。”
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维港投资的风险投资回报。张培薇指出，基金会做公益秉持两大原则，一是直接惠及有需要的人，二是能发挥加乘效应。
她说：“说白了，一个人的能力和资源有限，怎么样把资源效益最大化，是我们每次做一个项目都要考虑的。我们也和新保集团说了，这只是一个开始。”
亚洲富豪最关心教育与健康
来自海外的超高净值人士在新加坡成立家办，并透过家办回馈新加坡社会，这样的例子不少。
全球最大的塑料手套生产商顶级手套（Top Glove）创办人林伟才，去年通过他个人的家办，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各捐出100万元的捐赠基金（endowment fund），成立客座教授计划（visiting professorship），邀请海外杰出的医疗健康领域专家学者，到两所大学交流。
我国教育部按1比1和1比1.5的比例，为国大和南大的捐赠基金，拨出配对款项。
来自马来西亚的顶级手套，2016年在新加坡第二上市。冠病大流行期间，医疗手套需求激增，据《福布斯》估计，林伟才的身家净值一度冲上35亿美元。截至去年5月底，他的身家净值为11亿美元，和疫情前不相上下。
今年66岁的林伟才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健康是最大的财富，我认为，必须不断推进卓越的医学教育，学习和汲取知识，这样才能改进和避免错误……我个人的目标是活到120岁，所以我要确保自己是健康的。”
白手起家的林伟才说，他的目标是继续回馈社会，例如通过教育缩小贫富差距；任何人要不断为社会贡献，健康是基础。
不论是周凯旋基金会或林伟才的个人家办，都一再突显教育与健康，是不少超级富豪最关心的社会课题。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追踪超级富豪动向的研究机构Altrata，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并发布的《2024超高净值人士慈善报告》指出，教育是全球超级富豪最热衷的慈善捐赠领域，尤其在亚洲，占个人捐赠超过54％。
医疗保健和医学研究位列第二，占亚洲超高净值人士的个人捐赠21％。报告认为，冠病的破坏和冲击，促使亚洲富裕阶层更积极参与医疗慈善事业。
亚洲整体捐赠落后欧美
不过，从整体捐赠来看，亚洲仍落后欧美。报告估计，2022年全球超级富裕阶层，向慈善事业捐赠1900亿美元（约2572亿新元），比2018年增加25％。亚洲的富裕人士共捐赠242亿美元，较2018年增加28.3％。
尽管亚洲拥有全球第二多超高净值人士，大约10万8370人，比欧洲多出7％，慈善捐赠只占全球13％，且近年来一直稳定保持在这个比率。报告认为，这是因为亚洲非盈利领域发展程度较低，部分可归咎于文化和监管因素。
亚洲慈善协会（Asia Philanthropy Circle）主席兼联合创始人连宗诚受访时提醒，亚洲的发展程度不一，很难一概而论。
从宏观角度来看，他认为，亚洲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如欧美，人们不信任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大部分慈善活动仍由企业推动，而企业能力所及，往往局限于各自熟悉的社区和社群。
连宗诚指出：“在亚洲，某种意义上，慈善更接近佛教强调的布施，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必须是纯粹的。西方社会重视宣传，比起熟悉的社区和社群，他们更愿意向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捐赠，因此，他们的慈善事业可能遍及全世界。”
据他观察，这些差异正发生潜在变化。新一代的慈善家很多是全球公民，更具有全球意识和更重视海外捐赠。因此，他们也更有可能关注气候变化这类全球挑战。
家办寻行善捐赠机会 “迷你基金会”料兴起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在鼓励慈善方面，也扮演重要推手的角色。
连宗诚说：“新加坡的稳定和安全，近年吸引愈来愈多富豪在这里成立家办，政府鼓励这些家办回馈新加坡社会，为邻近国家贡献。许多银行也告诉我们，他们的客户在寻找适合的公益慈善机会。”
据了解，淡马锡信托基金会（Temasek Trust）看准需求，正在筹备并打算推出慈善咨询服务，目标是大型慈善机构、家办和高净值人士。
新加坡的家办从2018年的50家左右，激增至2022年底的1100家。去年7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为家办推出慈善税务优惠计划，今年1月生效。这项计划旨在鼓励新加坡的单一家办，加大慈善捐赠力度。
在所得税法令13O或13U计划下申请成立的单一家办，若符合所有条件，它们以新加坡为基地进行的海外捐赠，可百分之百扣税，顶限为捐赠者法定收入的40％。相关条件包括在内部或对外委任一名从事慈善事业的专业人士、在新加坡有20万元额外商业开支等。
普华永道新加坡私营及初创企业税务合伙人林可芯认为，不论金管局是否为海外捐赠提供税务优惠，有能力成立家办的家族，资产布局都会放眼全球。
林可芯受访时说：“金管局推出这项计划，首先，它承认了很多家族有意从事国际慈善事业。其次，这些家办除了为我国带来投资，新加坡也可以借着它们，在国际发挥社会影响力。”
去年9月，连宗诚联合亚洲慈善协会的两名会员，Rumah Group的陈宝能和Firetree Philanthropy的卡鲁索（Francesco Caruso），推出亚洲社区基金会（Asia Community Foundation）。
亚洲社区基金会是一项捐赠者指导基金（Donor-Advised Fund）。连宗诚形容，捐赠者指导基金的任务，就像协助捐赠者成立“迷你基金会”。“我们有专业人士提供服务，捐赠者不必聘用员工，我们可以帮忙寻找慈善机构、项目、进行尽职调查、评估结果等。”
数据显示，新加坡对慈善机构的捐款占国内生产总值0.6％，美国的占比是2％。连宗诚希望借着亚洲社区基金会，将比率推高到1％。
捐赠者指导基金开创公益新天地
捐赠者指导基金于1930年代起源于美国，截至2022年，在美国的捐赠者指导基金的总资产达到2300亿美元，创有纪录以来第二高。
瑞士银行（UBS）东南亚地区社会影响与慈善事业负责人傅丽雅（Sheryl Fofaria）受访时指出，在亚太地区，捐赠者指导基金于1990年代中期，首次出现在日本和印度。“新加坡于2008年推出了首个捐赠者指导基金，自那时起，已有超过270个账户，得到5亿多元捐款。”
傅丽雅预期，捐赠者指导基金在新加坡将愈来愈受到重视，“尤其是新加坡政府扩大鼓励慈善事业，并相应调整了有关政策与支持”。
她指出，瑞银的捐赠者指导基金为教育、健康、环境和气候变化项目，拨出大量捐款。“现在的捐赠者，尤其是新一代的捐赠者，渴望了解如何以更有影响力、更有效率地参与慈善事业。例如，除了传统捐赠，他们更有兴趣探索创新的方式，如社会融资和混合融资。”
瑞银收购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完成合并之后，两者在新加坡的捐赠者指导基金将统合为“UBS SymAsia Donor Advised Fund”。
励基金创办人李晓波是SymAsia的“毕业生”。从事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李晓波，从中国移居新加坡12年，大约四年前成立了自己的家办和基金会。
李晓波在新加坡展开的首个公益活动，与他个人为了健康而开始跑步，陆续在全世界完成了将近90项马拉松赛事有关。
挣钱是手艺 花钱是艺术
李晓波受访时说：“全球的业余马拉松选手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拿到六大满贯的奖牌。我是华人中，首30名完成六大满贯的业余选手。”
“我发现，运动可以改变一个人，不仅是健康，最重要是让你更坚强。我起先通过SymAsia，和体育关怀计划（SportCares）合作，让一些放学后无处可去的弱势孩子们，有机会学习跑步、骑车、游泳。”
这项为期两年的计划，随着励基金成立，延长了五年。
这些年的经验，让李晓波深刻体会到，做公益不简单。“成立家办，我们的目标是把每年可分配利润的10％，拿出来做公益。当你设定一个目标，要把这笔钱很认真花出去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我经常说，挣钱是手艺，花钱是艺术。”
“传统的大家都在做，老的家族也在做，我们年轻的基金会能否有一些新的想法，并带动更多人一同加入。”
励基金目前也关怀零至三岁的儿童早期发展，和老龄问题。李晓波在为父母思考如何建立一个适合华人社区的养老方案时，发现本地一些基金会已有这样的想法，甚至行动。“如果我们能在新加坡有一个成功的示范点，或许可以在其他华人地区复制。”
李晓波认为，新加坡要发展成区域慈善中心，已具备一定条件。“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资产管理中心，也是金融中心，有这么多高净值人士和家办云集在这里，很自然的就会带来家族基金会。这些家族基金会也希望能覆盖到其他地区，新加坡自然将发展成一个慈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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