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生态池塘吸引蜻蜓、种植月橘吸引鸟类和授粉昆虫、还有打造适应城市动物活动的栖息地……
乍看之下，这些似乎是园林生态或环境保护的工作，实际上它们是房地产发展商越来越重视的“生物多样性“的关键范畴。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近期许多行业备受关注的课题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也更重视它可能产生的经济作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全球超过5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44万亿美元（约57万亿新元）的经济价值依赖于自然资源。
简单来说，生物多样性是地球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概括特定生态系统内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从参天大树到微生物，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维系地球生命的复杂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如今的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变革中，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一样已被推至风口浪尖，成为这个行业的“必修课”。它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清洁的空气、水源、微气候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等。
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也是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责任方之一，在资源过度开发、栖息地丧失、气候变化、物种入侵和污染等方面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
保护自然空间不仅关乎环境 学者：可提升居民幸福感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房地产系副教授涂勇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在像新加坡这样的人口密集城市中，保护自然空间不仅是环境问题，也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这一点在疫情期间尤其明显，绿色空间成为人们释缓压力的重要来源。虽然房地产开发和生物多样性常被视为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必然对立，发展商可在项目中融入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设计，以弥合这一差距。”
一般而言，在住宅房地产中，发展商可从几个方面入手维持生物多样性：
一、在房地产蓝图中融入绿色空间、屋顶花园和社区绿地。这些空间不仅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也为居民提供了休憩场所。此外，也可设置小型社区花园，让居民进行蔬菜等植物种植。
二、在景观设计中优先使用原生植物。原生植物不仅维护成本低，且节约水资源，同时还能帮助和促进本地授粉昆虫的生存。
三、在开发项目中划定保护区，并建设野生动物走廊。这些空间有助于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同时保护了重要的栖息地。
四、采用可持续建筑材料和设计，不仅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也能成为吸引环保意识强的居民的卖点。
根据国大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此前对亚太地区600多家公司的研究，星狮地产（Frasers Property）是新加坡上市公司中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信息披露方面表现排在前十的公司。
星狮地产发展的Sky Eden@Bedok项目预计2027年完工。集团首席战略兼可持续发展总监郑宛诗向《联合早报》介绍这个项目在维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所采取的四项措施。
首先是在环境规划中设置一个生态池塘，吸引以蚊子为食的蜻蜓，并且不采用氯化水；其次，种植本土花卉物种，如月橘，以达到吸引鸟类和授粉昆虫的目的；第三，每一层都设有景观天桥和屋顶花园，适应城市动物的活动，打造栖息地；第四，公共设施的用材选择上尽量选择木质用料，营造自然质朴的外观。
郑宛诗透露，这些设计规划均是与生态学家商量讨论后做出，并且也国家公园局合作，征求对于植物种类的意见。
保护生态环境 政府售地纳入生物多样性要求
另一家发展商国浩房地产（GuocoLand）告诉《联合早报》，无论在私宅还是混合用途项目中，公司都在积极融入生物多样性战略。位于罗拔申码头（Robertson Quay）的私宅项目玛庭豪苑（Martin Modern）以“植物园中的家”为设计理念，结合亲自然设计，为居民提供一个可身心放松的居所。在武吉士的名汇庭苑（Midtown Modern）项目中，所种植的植物种类更是超过186种。
今年4月时，国浩房地产与丰隆控股（Hong Leong Holdings）组成的财团标得汤申路上段B地段，计划发展成共有941个单位的住宅项目。由于部分措施仍在规划中，所以详细的生物多样性设计方案还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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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局相关发言人透露，当局考虑到这幅地的生态环境，在销售招标细节中就已加入相关生物多样性的要求，以指导地段的开发。发展商必须制定考虑到环境敏感性的开发策略，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连通性。
这些措施包括根据“打造翠绿都市和空中绿意”（LUSH）计划提高绿地替代（Landscape Replacement）面积，主要种植本地树木和灌木；通过周边围栏和动物防护箱等措施尽量减少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发展商还须提交生态报告，概述项目的整体绿化和生物多样性策略，由有关机构审核后，才可进行发展。
虽然发展商在项目规划设计中可搭建一系列设施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在破土动工阶段，有时不可避免的对原生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比如，如果要在一片森林中建造住宅，但这幅地是具有保护意义的鸟类和树栖哺乳动物的栖息地时。
公园局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高级署长索菲安（Sophianne Araib）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从避免、最小化、修复、补偿这四个方面入手保护生物多样性。即避免在这幅地规划建筑；确保任何被困在施工现场的动物可撤离到周围植被，在伐木期间，若有保护级别鸟类的巢穴，则保留这些树木，直到雏鸟长大离巢；施工结束后，在受影响场地的适当位置重新种植树木和灌木；在必须清理的情况下，把位于受影响地点内的对鸟类和哺乳动物很重要的稀有灌木或树木，重新移植到其他地方。
索菲安说：“作为技术机构之一，公园局负责审查提交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与环境监测和管理计划的报告、研究结果和建议，并在项目现场进行检查，确保发展商及他们的承包商遵守环境管理方案，定期审查这些检测结果，以评估环境管理方案是否实现了其目标。”
生物多样性规划面对成本上升挑战
虽然将生物多样性考量融入项目规划和实施是至关重要的，但发展商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发展商须要综合考虑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这可能涉及额外的成本和复杂的设计调整。另一方面，确保生物多样性须要对项目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评估，这可能要求技术和知识上的投入。
此外，发展商还须应对监管要求的变化和可能的公众意见压力，协调与环境保护组织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些挑战不仅需要创新的设计解决方案，还需要多方合作和长期的承诺，以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国大商学院房地产系高级讲师谢洁莹博士指出，房地产中生物多样性发展的主要挑战还包括“责任碎片化”，每个参与方可能只关注自己负责的领域，忽略整体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
她说：“生态系统就像人类社区一样是相互关联的，在未开发的绿色区域开发会导致自然栖息地的分割。‘责任碎片化’通常源于过度关注具体地点的指南，而忽略这个地点与更广泛的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比如，一个项目可能在运营或景观设计上符合可持续发展标准，但却忽视了对本地物种的迁徙和周围生态系统的影响。”
涂勇指出，发展商在进行生物多样性规划时通常要面临成本上升的挑战，而额外的成本一般会转嫁给终端用户，即房主或租户。不过有研究表明，终端用户如今开始重视这些绿色功能，甚至愿意为具有环境可持续性设计的住房支付溢价。
郑宛诗坦承，若要缓解任何已确定的自然影响都会涉及一定成本问题，但关键要从长远角度出发，确保持续的价值创造。
“将自然问题融入我们现有的战略，将有助于我们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自然风险和转型风险，还能通过减少潜在的自然相关干扰，提升业务连续性。我们相信，充分利用与自然相关的机遇，以及战略性的整合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倡议的能力，也将为客户提供独特的价值主张，进而为集团带来商业机会。”
去碳化与生物多样性同样重要
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可持续发展顾问塞尔（Rachel Searle）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预计到2050年，全球68％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地区，建筑将继续在塑造可持续社区和生活方式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房地产管理中促进生物多样性，不仅有助于减轻建筑环境造成的全球30％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还有助于促进居民福祉。 虽然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点是去碳化，但生物多样性同样至关重要。
2020年，公园局引入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Biodiversity Impact Assessment）指南，为发展商在评估开发工程对当地动植物影响方面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公园局也为发展商提供有关生物多样性评估范围的建议，包括但不限于确定研究区域、时间框架、须要调查的种群群组，最低环境质量目标等。一旦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的范围划定，发展商通常会提交一份初始报告，详细说明拟议的调查方法和内容，以供公园局批准。
数十年来，第三方验证的绿色认证也一直支持着项目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绿色商业认证公司管理的一系列认证中，美国绿色建筑委员协会授予的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LEED）认证和由美国景观建筑师协会（ASLA）和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共同开发的SITES认证提供最多的综合策略。
比如，入侵物种会破坏栖息地。SITES就为识别现场入侵物种提供指导，以便项目采取谨慎的清除措施，在项目规划中避免使用入侵物种，并要求项目必须制定积极地长期入侵物种控制和管理计划。
两者都对可持续材料的选择提供指导，鼓励项目团队负责任的开采和回收，使用在生命周期中对环境有利的产品和材料。SITES更是禁止使用来自濒危树种的木制品，有助于保护濒危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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