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创投投资额跌至10年新低之际，新加坡国立大学星期二（7月22日）宣布投入1亿5000万元，推出“国大风险投资项目”（NUS VC Programme）创投计划，应对科技起步公司面临的资金与指导双重困境。
据国大企业机构（NUS Enterprise）文告，计划聚焦支持国大生态系统内具高潜力的精深科技初创企业。
计划分两部分进行。首先，国大未来三年将向具精深科技投资经验的创投公司注资5000万元，和它们共同投资与国大相关的起步公司。首批合作方是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投资公司Granite Asia（前身是纪源资本亚洲）和4BIO Capital，分别专注突破性技术投资、生命科学与先进疗法。
其次，国大拨款1亿元给一个独立投资基金，专注于投资与国大有关联的起步公司，具备与合作伙伴一起投资的灵活性。
新项目也与国家研究创新创业计划（National GRIP）配合。后者重点在于提供种子资金，前者旨在加快企业“种子期”后的发展，为企业取得外部资本做好准备。
为什么校办风投开始在亚洲受欢迎？
随着国大正式成立风投项目，席卷全球已久的“校办风投”，全面在新加坡展开。
上世纪起，欧美一些大学便开始布局风投项目，加速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据全球大学风险投资（Global University Venturing）研究，美国约三分之一研究密集型大学设基金，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大学则分别超过四成和一半。
亚洲顶尖大学中，约四分之一拥有专属创投资金，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集中在日本。譬如，在13家日本顶尖大学中，11家设创投基金。
京都大学创新资本新加坡办公室代表及商业策划主管胡荣邦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日本大学的风投基金，在2014年前后飞速发展，因为日本政府向四所大学拨款成立基金，包括东京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和东北大学。
他说，校办基金优势在于能承受高研发支出所带来的早期科技投资风险，投资周期也更宽裕。
中国知名大学约在2017年前后，纷纷创办创投基金，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在2001年，以孵化器形式，扶持校内科技起步公司发展，如今已形成规模巨大的投创生态。
延伸阅读
针对各大学为何趋之若鹜创办基金，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战略系教授马涓受访时说，校办基金有“近水楼台”优势，从研发、到投资、再到产出，形成直达校园知识产权的渠道，投资链条可形成闭环。
亚洲校办风投并不同步 新加坡近年奋起直追
相较之下，新加坡大学的风投基金起步较晚，此前主要是聚焦孵化器。
譬如，国大在2018年启动国大研究创新计划2.0（NUS GRIP 2.0）、南洋理工大学在2017年启动精益创新创业计划（Lean Launchpad 2.0），截至去年两大平台孵化出400多个起步公司和接近160家衍生企业。
对此，马涓说，一个市场的创投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国情影响。新加坡过去的科技成果转化，主要由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等主导，大学更侧重教育与基础科研。
不过，新加坡大学近年来，也开始搭建直接注资的创投项目。
新加坡管理大学（SMU）创新创业研究院高级处长霍雅思受访时说，新大曾推出新加坡首个由学生运营的风投基金Protégé Ventures，主要定位为人才培养计划。不过，这并非学校独资创办的基金。
去年，南洋理工大学和风险投资公司华登国际（Walden International）主席、英特尔总裁陈立武分别投500万元，启动新加坡首个为大学创立的风险投资基金，初始目标金额为5000万元。
随着国大和南大都有自主风投基金，新加坡大学能否抓住时机，构建校办创投生态圈，关键在于建立制度化通道、提升转化效率，形成可持续的形成良性循环。
针对新项目，国大校长陈永财教授说：“研究型起步公司往往需要更长研发周期，在当前审慎的投资环境中更显脆弱。国大风险投资项目能帮助它们整合资金、战略合作、提升专业创投经验，为科研成果走向市场提供更有保障的通道。”
Granite Asia高级合伙人李宏玮和符绩勋说：“这项合作为精深科技的扩大设立新模式：将世界一流的研究与长期资本、运营上的深层支持，以及我们在全球的网络相结合。我们的目标是加速推动新一代变革性技术，从新加坡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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