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霍震宇,他如很多媒体形容的那般,温和、低调。他说话保持一贯的语速,声音不高,没有雷厉风行的派头,也极少露出严肃神情,时常微笑,讲到趣事偶尔大笑。

去年11月,霍震宇在新加坡参加第九届商业与慈善论坛期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他语气淡淡,但说出来的话,不时让人张大嘴巴。

2025年11月,霍震宇(右)在新加坡出息商业与慈善论坛,与星岛善萌(Alliance for Good)创办人郑伟(左)以及国会议长谢健平(中)合影。

譬如,他拒绝客套,直言不讳:“当别人和我说,霍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我很尊敬你。我就跟他说,谢谢你对我父亲的怀念。”

又如,讲到争锋相对多年的二哥霍震寰,他不客气地开玩笑:“他赚很多钱,但现在年纪大了,花不了,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霍震宇1954年出生于香港,是霍英东的第一任太太吕燕妮的第三个儿子。

霍英东原籍广东番禺,自幼在香港谋生。20世纪40年代,他通过房地产、建筑及贸易积累财富,一手打造霍家商业帝国,积极参与政治和慈善,在香港与中国大陆都颇具影响力。

2006年,霍英东逝世后,霍震宇逐渐淡出家族产业,但仍担任霍英东基金会董事,延续父亲的慈善事业。

近年来,霍震宇受星岛善萌(Alliance for Good)创办人郑伟邀请,担任新加坡商业与慈善论坛主席。他说,新加坡有很多家族办公室,年轻人希望将财富传承和社会责任结合,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是好事。

慈善之外,他热衷于科技,讲起人工智能(AI)的发展滔滔不绝。他说,年轻时跟着父亲为家族事业出力,现在已和兄长分开做事,投身自己的兴趣。

赴欧美留学十余年后 随父亲大陆闯南走北

霍震宇对科技的兴趣,与他的求学经历密切相关。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在欧美度过。13岁赴英国就读寄宿学校,后来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数学与计算机学位,之后又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

他说,父母从小对自己的要求很简单:不做坏人就行,因此自己有充足的空间自由发展。

霍震宇青少年时期热爱运动,图为大约十六七岁时,在香港滑水。

他说自己天性不是一个“乖学生”。时隔60年,回忆起留学往事,嘴角仍不自觉上扬。

中学时寄宿,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天天和俄罗斯人打架”。他还原被比自己高一头的俄罗斯空军司令儿子威胁的场景:“Ben,借我25英镑,不然我就打你。”说完哈哈大笑。

大学选择数学专业,他谦虚说自己不是脑袋聪明,而是为了逃避背书。在加拿大的四年,浸泡在广阔的山川自然里,他日后常对人说“我是滑雪场上毕业的”。

在美国,各种新的主义、潮流盛行,文化、艺术、科技蓬勃发展,打开一个对世界好奇的年轻人的眼界。

在欧美的繁荣中,那些年也穿插着来自东方故土的震撼。1973年大学假期,霍震宇第一次跟随父亲到中国大陆“认识祖国”。两个星期的行程,辗转广州、上海、杭州、北京、武汉等城市,满街蓝灰色带给他极大的冲击。“那次经历非常宝贵。”

1977年,霍震宇完成学业。那时,他并没意识到,即将从摩登世界投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

一天,父亲对他说:“震宇,走,我们去国内。”

驱车四五个小时,他们来到一片郊外空地,有一口井,小女孩把鸡蛋吊到井里,捞出来,鸡蛋是温热的。霍英东说,要在这里建一座温泉酒店。

1980年,广东中山温泉宾馆建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杆。

自那时起,霍英东把这个离家十多年的儿子,带在身边,开始了建设中国的旅程。

霍震宇说,父亲的家国情怀、慷慨大义,从不会口头教导,但自己跟在身边,看在眼里。“印象很深的是,父亲冬天穿一件丝质棉袄,要去中山,出门前说,换一件布的。到了中山,大家都讲广东话,完全没有隔膜。”

后来,霍震宇跟随父亲参与广州白天鹅宾馆的建设,它成为广州对外开放的重要象征,曾接待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国际名流。

霍震宇回忆,父亲当年常去广州,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讨论改革开放与建设,自己就跟在一旁学习。

1980年代中期,霍英东开始关注位于故乡广州番禺最南端的一片荒滩——南沙。他认为南沙地处珠江三角洲核心位置,靠近香港、澳门,极具发展价值。

助父亲番禺故乡追梦 10多年光阴开发南沙

这个庞大工程被霍英东视为“最后的梦想”。此后十多年里,霍英东与广州市政府等合作,在南沙投资基础设施、道路、港口和科技园区等,计划打造一座滨海新城。

过程中,霍震宇一直是父亲的助手。“父亲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在身边什么都做,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上世纪90年代,霍震宇(右)与父亲霍英东在南沙参加项目开幕仪式。

他对生意本身没有太大欲望。被问到从学生时代的自由天地到从事家族房地产生意,会不会觉得枯燥。他答,这些项目对他而言,不是生意,而是“父亲给我一个题目,我把它完成好。”

他说,自己喜欢系统研究。

南沙的开发中,父亲的一个要求是,从香港到南沙,船程要在1小时15分钟内,这意味着时速达到44海里。当时市场上的船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要么噪音太大,要么太贵。霍震宇研究阻力、动力、燃料等诸多因素后,最终自己设计了符合要求的船,父亲很满意。

他还回忆,自己90年代曾拜访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讨教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为南沙发展借鉴经验。

然而,虽然在大陆一直跟随父亲,并被指定接管南沙项目,但霍震宇在父亲去世后,几乎不再参与。

与二哥官司该打就得打 打完可以坐下来吃个饭

霍英东2006年逝世,留下37亿美元(约49亿新元)资产,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全球第181位。

据当时媒体报道,为防止争产,霍英东生前曾对其遗产作出谨慎安排,细致到每位继承人每月领取的数额。但他去世五年后,内讧骤起。

2011年,霍震宇控告二哥霍震寰擅自分配遗产,同时私吞价值共约16亿港元(约2亿6000万新元)资产及现金。官司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连香港时任特首董建华都出面当“和事佬”。2012年,各方一度和解,但很快又告破裂。

新的纷争是关于南沙。2016年,霍震宇再度发起诉讼,指控霍震寰隐瞒南沙项目的重要股权回购权。

争议核心是,1997年,有荣有限公司(霍家家族企业)将所持的南沙项目的一股股权,象征性地以1港元转让给霍英东基金会(慈善基金会),但同时约定有权在10年内,以同样价格回购该股权。霍震宇一方认为,二哥霍震寰当年隐瞒股权回购协议的存在,损害了家族成员利益。

经漫长谈判,2022年,霍家再次和解,诉讼告一段落。

时至今日,霍震宇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我父亲交待,南沙权益一半给家族,一半捐给慈善。很奇怪,二哥说全部都捐(指股权属于霍英东基金会)。我是根据我父亲的安排来做的,不是我自己。”

父亲去世后,霍震宇逐渐退出南沙项目。“他们接手,我就不再做了。所以今年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进步。”

被问及现在的感受,他的反应再次出乎意料,带戏谑口吻道:“我很开心啊。房地产市场不好了,现在他去烦恼了。”随后大笑。

即便如此,谈起兄弟感情,他说彼此还是会见面,偶尔也在一起开会。“该打官司打官司,不打官司坐下来吃个饭也可以。”

对于掀起这场争产风波,他不后悔。“该做的总是要做。我作为遗嘱执行人,我应该做。”

房地产时代已过 现在关注AI风潮

对于自己商业版图的继承,霍英东生前已经安排明确,长子霍震霆继承体育事业,次子霍震寰掌管家族企业,三子霍震宇负责大陆项目。

时隔多年,情况已经变化。对霍震宇而言,房地产是父亲时代的事。“人工智能已经来临了,房地产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喜欢做什么,他们去做,我无所谓。”

他认为,过去房地产的疯狂上涨是错误的,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是如此。“我父亲建一个楼,1987年尺价800块(港元,下同),最高峰涨到3万3000块,翻了40倍。这期间工资大概只涨了一倍。人们怎么生活呢?”

他说:“那不是真的需求,是炒出来的。虚假泡沫破裂是必然。”

如今的他,兴致勃勃地谈论起AI。“我10年前就跟国家发展研究中心说,未来AI,第一就是中美一定分垒,一定会分开两套系统。”

尽管退出房地产业务,但他强调自己并非退出中国大陆。“大陆有很多科技创新和人才,中国的优势是,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做得既精细又便宜,包括机器人、AI、生物科技等。我对这方面的项目非常感兴趣。”

访谈中,他从晶片谈到软件和大语言模型,从围棋AI程序AlphaGo谈到通用算法AlphaZero,再谈到前斯坦福教授、谷歌科学家克兹维尔(Ray Kurzweil)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观点,谈到由AI掌控的未来。

他提到,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读过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感慨转眼间,现实已进入比书中更为惊人的AI时代。

世界变化太快,他讶异没有法律实体担保的加密货币,市值达到3万亿美元。他透露自己也持有一点,但不多,“想看看它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我觉得,我才刚开始认识世界,还是很好奇。”

肯定两个儿子优于自己 支持他们追随个人兴趣

活过70多年,被问到是否怀念过去,他没正面回答,笑说那是很单纯的日子。他对记者说:“我觉得我比你好,我们玩的多过你。”

霍震宇有两个儿子。他也说,自己比儿子幸运得多。“我和他们说,我的爸爸,比你的爸爸好;我的儿子比我父亲的儿子好。”

他骄傲地说,儿子比自己聪明,13岁下棋就已赢过自己。两个儿子已是青中年,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一个对商业有兴趣,和自己一同做事,另一个就职于上市公司。

不同于常出现在新闻版面的其他霍家后辈,网络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霍震宇孩子的信息。他说,儿子个性和他一样低调。“他们有自己的小天地,不太主动参与社交曝光。”

对于一生传奇的父亲,他内心是否有没能达到父亲同样高度的遗憾?他摇头道,一点都没有。“我只在他身边做助手而已。”

他说,像父亲对他一样,他对儿子的首要期望是,成为一个好人。如果还有更进一步的,那就是找到自己的热爱,照顾好家庭,并为社会做出贡献。

他还坦言,自己不是个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家庭的人,自认还是传统中国人的模式,男人在外奔波。但又笑道,绝不会忘记太太生日时要买礼物。

霍震宇也会给儿子们分享一些人生经验,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在那里支持他们。”

聊到人生,他再次提起那“有点愚蠢又无畏的旧时光”。13岁时,从学校回宿舍的路上,他总是听着披头士(The Beatles)的 《When I’m Sixty-Four》。71岁了,再次哼唱起这首歌,感慨“当年想到64岁,好像很遥远”。

他说,自己要跟上世界的变化。

爱滑雪也坚持打坐 50多年来不曾停过

如果当初不做家族生意,会做什么?霍震宇说“一大堆”,可能是滑雪教练。

滑雪是从14岁起,持续了50多年的爱好。从加拿大,到日本,再到北京,他一直在滑。“如果有一天伤得不能滑了,那就停了。”

另一个坚持了50多年的习惯,截然相反,是打坐。

大学修读科学学科的霍震宇,开始冒出一些对生命真理的思考。“起初在科学里面找真理,学了相对论、黑洞,都不行。后来修了中国哲学课,读了一本禅宗的书,一看,原来真理就在这里。”

自那时起,他对禅宗萌生极大兴趣,开始打坐。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重在亲身体验与觉悟,而不依赖经书或仪式。

被问到打坐是否是缓解压力的方法,他说,不追求任何结果,而是“无为”。“不是思考和分析东西,而是坐在那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你觉得自己是刚出生的小孩,什么都不知道。它是‘观’。”

他维持一贯的谦虚,说自己是“不好的佛教徒”。“佛教是非常矛盾的。修佛,要下功夫,不要命地修,但你下功夫的目的反而是‘无为’。”

他的人生哲学也一样——“安排给你的事,你拼命去做,重因不重果。”

真的能不重果吗?他笑了。“不重果是假的,但果是你控制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