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已过一半，全球经济在地缘政治局势不稳的情况下，继续面对逆风。大众最关注的企业新闻，莫过于一波又一波的裁员潮。
今年上半年，新加坡的企业裁员事件中，近乎一半与食品制造和饮料业有关。5月20日，面包品牌佳益食品（Gardenia）宣布，把新加坡班丹环道（Pandan Loop）的生产设施迁至马来西亚新山，141名职员被裁退。
此前，新加坡老字号饮料品牌杨协成（Yeo Hiap Seng）宣布整合罐装业务，把相关生产转移至马来西亚；虎牌啤酒（Tiger Beer）厂商亚太酿酒厂（Asia Pacific Breweries Singapore），则宣布在今后两年内分阶段，把大士厂房的产能全部转移到马来西亚和越南。
种种食品业裁员的消息，格外令人神经紧绷。一些人担心，这些食品制造业搬离后，新加坡会否更容易陷入“弹尽粮绝”局面；另一些人也忧心，生产线转移到海外，会否令本地老字号的独特风味不复存在。
新加坡的食品制造业，真的来到“日薄西山”的境地吗？
食品业就业人数保持稳定 在制造业内占比甚至上升
数据显示，新加坡食品制造业的工厂数量和产值在过去10年，仍处于上升的状态。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公布的制造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我国约有1566处食品工厂；食品饮料和烟草业的产值，从2015年的约99亿6000万元，增至2025年的约147亿3000万元。
新加坡食品局（SFA）统计的非零售食品场所（Non-Retail Food Establishment）则从2015年的1618处，增加至去年的2667处。这些场所一般包括食品制造场所、中央厨房，以及冷库和屠房等。
星展集团经济师蔡汉廷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食品制造约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8%，以及经济总量的1%。虽然比例不大，但它在我国确保食品韧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尤其是在全球供应链意外中断事件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本地生产的食品至关重要。”
在从业人数方面，经发局公布的据显示，本地食品制造业的员工人数在过去20年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在制造业人数总体下降的情况下，食品业人数占制造业的比率甚至有所上升，从2005年的约5.4%，升至去年的9.3%。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制造从业人数也并未像其他“夕阳产业”般出现下降。事实上，如果选取2005年同期从业人员数相近的领域，如印刷业和橡胶塑料业，它们的从业人数如今都减少了近半，但食品制造却录得升幅。
不过，近期宣布搬离新加坡的食品制造业企业，无一例外提到不断攀高的生产成本对利润的重大影响。亚太酿酒厂母公司喜力（Heineken）早前说，公司计划通过大规模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显著的成本节约。
杨协成总裁翁煜煌则在常年股东大会上说，集团须推进成本转型以恢复利润率，而将罐装生产线迁至马来西亚就是降低生产成本的举措。公司早前公布的业绩显示，截至去年底的六个月内，食品饮料业务亏损1147万元，全年亏损1884万元。
至于佳益，在裁员消息传出前一个月，掌控它的本地挂牌公司佳福集团（QAF）已在股东大会上宣布将生产转移至马来西亚。管理层当时指出，成本因素是考量之一。集团前一财年烘焙业务的息税折摊前盈利（EBITDA）下滑1000万元，主要由于营运成本上升。
本地食品业转向枢纽角色 企业须重新审视生产布局
有受访者认为，本地食品制造商近期将生产转移出新加坡的举动，并非表明食品制造业正在失去光彩，而是表明新加坡的角色，正在从商品生产国，转变为枢纽作用。
企业发展局食品制造与农业科技司长郑颖佳告诉《联合早报》，本地食品制造业因受到货运、能源等一系列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生产和出口成本上升。此外，航运中断也增加了不确定性，这些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例如，包装成本上涨和原材料短缺，就使得食品制造商须减少整体包装用量，并采用更具成本效益纸质或植物基包装方案。
当问及新加坡最有意保留何种食品制造业时，郑颖佳指出，当局的首要任务是帮助食品制造商提升成本竞争力，以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
“但鉴于成本压力不断上升和商业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企业越来越须重新审视生产布局，以提高成本效益。”
这意味厂商可能得采用区域或全球化生产模式，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海外，将高价值业务保留在新加坡。
她说：“这些业务通常包括研发、业务拓展、供应链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这也有助于在新加坡的这一领域，创造高素质就业机会。”
企发局通过食品制造商成本竞争力手册为生产厂商“出海”提供指引。它们也可以向新加坡食品厂商联合会寻求咨询服务，或申请市场进入协助计划（Market Readiness Assistance Grant，简称MRA）以及海外发展双重税务回扣计划（Double Tax Deduction for Internationalisation，简称DTD）下的补助。
近期关闭新加坡生产设施的公司，都未完全退出新加坡市场。事实上，他们在裁员的同时也宣布，未来会继续将总部和研发职能置放在新加坡。
其中，亚太酿酒厂宣布将亚太区总部保留在新加坡；杨协成位于圣诺哥大道的设施继续作为公司的总部、跨境物流中心和小规模制造业产业群中心，公司也仍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交易。
佳益则表示，新加坡仍是关键企业职能的中心枢纽，公司一共保留了约250名员工。
延伸阅读
星展集团研究分析师池政锋受访时指出，企业将生产转移出新加坡合情合理，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让企业从中获益。
“新加坡是一个高成本市场，尤其是租金和劳动力成本方面。这给利润率相对较低的食品制造业带来压力。”
食品业近年推进数码转型 但结构性成本劣势难扭转
当局和一些行业协会，近年来不断呼吁食品厂商进行自动化转型，以应对成本问题。
企发局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在今年初推出新的食品制造业数码化蓝图（Foo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igital Plan），为逾1500家厂商提供数码化转型指引。
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燕玲当时指出，截至2025年，超过90%的食品制造商已采用至少一项行业数码化解决方案，较2023年的75%大幅提升。
但池政锋认为，这类转型无法完全消除本地生产的结构性成本劣势。“更何况生产商的海外工厂，也可以投资自动化和数码化（以进一步削减成本）。”
尽管食品生产业外移势头强劲，但部分厂商仍坚持在新加坡生产食品饮料，当中不乏国际企业。
雀巢（Nestlé）在新加坡设有大士和裕廊两处工厂。其中，前者主要生产高端营养产品，后者则生产许多国人爱喝的美禄（Milo）粉状饮料。
美禄的关键成分是麦芽提取物。值得一提的是，雀巢的裕廊工厂，是集团在全球生产这一成分的最大设施。
跨国公司在新设厂生产 看中技术专长研发能力
雀巢新加坡董事总经理贾因（Rajat Jain）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尽管成本是重要因素，但新加坡拥有对公司运营至关重要的其他条件，这包括稳定的政府、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高技能的劳动力。
“这些优势使我们能够始终满足高素质、食品安全和卓越运营的高标准。”
他也认为，新加坡的位置与集团的关键市场高效对接。“在本地生产使我们能够贴近这些市场，同时利用研发能力和区域布局来推动创新，并在规模化生产前测试新技术。”
就在食品业面临挑战之际，凯德发展（CapitaLand Development）于今年上半年在加冷推出Gourmet Xchange项目，主要容纳食品加工设施。
这家发展商对《联合早报》指出，尽管一些食品制造活动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但仍有部分食品企业将新加坡视为战略基地。
“这些公司并非仅仅追求成本最优。他们优先考虑的是可靠性、获取熟练人才、靠近关键市场以及在值得信赖的环境中支持区域运营的能力。”
贾因认为，决定一个产品是否在新加坡生产，取决于它的复杂性、技术专长和规模，以及产能考量和采购战略。公司也持续在检讨生产布局。
“近年来，除了成本和规模考量之外，供应链韧性、能源效率、自动化情况和环境影响等因素，也变得更加重要。”
面对持续不断的供应链干扰，贾因指出集团会优先在本区域采购原材料和投入品，以维持供应稳定，而全球网络则在需要时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近期的航运中断证明，我们的供应链能够迅速适应，做出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抵消供应中断。”
凯德发展则说，许多公司如今更加重视拥有稳定、地理位置优越的生产基地，以确保即使在外部干扰的情况下，也能正常运营。
强势品牌可抵消成本劣势 “新加坡制造”仍具溢价能力
池政锋受访时提到，食品企业的营运表现有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规模。“那些拥有强大品牌的公司，可以继续在成本较高的地区生产。”
新加坡市面上售卖的哈根达斯（Häagen-Dazs）雪糕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美国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旗下的较高端品牌，多数仍由位于法国北部的工厂生产。
若以新加坡近几年窜起的知名小吃咸蛋炸鱼皮为例，新加坡生产的IRVINS品牌每100公克售价约为9元，而马来西亚生产的金鸭（Golden Duck）则卖6.2元。
池政锋指出，IRVINS等本地知名品牌倾向于在我国生产，是看重严格品质保证体系这一关键的差异化因素和溢价。相比之下，金鸭品牌瞄准大众化消费者，可选择将生产外包给马来西亚等成本较低地区。
他说：“本地制造商必须依靠产生高利润率的强大品牌，来证明新加坡所能提供的良好品质保证体系的必要性，从而抵消结构性的劣势。”
凯德发展也指出，“新加坡制造”标签，依然具有溢价优势。“这得益于我国在食品安全和更健康的食品标准方面享有的良好声誉，而这为服务区域和国际市场的品牌增添了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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