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越南与中国关系不睦，越南人私下处处抱怨。对于台北而言，似乎是好消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都告诉读者，台越结盟理所当然，台北也做如是想。但在实践中，越中关系或两岸关系愈紧张，河内对台湾愈敬而远之。台北不察于此，所以对越政策至今仍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这是为什么新南向政策在台湾如火如荼推动下，却似乎未能得到河内方面的青睞。河内对台政策向来低调，上新闻的以负面事件居多，近年甚至一连发生反华事件、台塑污染遭罚事件与台湾议员遭监视事件。这些不宜简单视为是个别事件，而是有结构性因素作祟，对新南向构成莫大挑战，值得探究。

结构性因素分成两层，一种是“权力均衡”的结构，也就是河内如何在北京、台北之间合纵连横，利用两岸之争，迫使台北让步，也即对台北打中国牌。另一种是“关系均衡”的结构，则是利用对台政策向北京表态，作为对中政策的调节阀，也即对北京打台湾牌。

第一层结构因素是权力均衡的因素，出现在两岸关系以及越中关系不好的时候。首先，当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台北需要拉拢河内，成为公开的秘密。就算无此政策，河内也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在深信台北陷在需要奥援的脆弱处境，就给了河内予取予求的诱因，因此河内对台的谈判或管理就趋于强硬。

当越中关系紧张的时候，河内因为国力相对不足，需要建立自己对抗中国的力量，既然物质力量有限，便重视精神力量，乃对在越华人采强硬政策。在越的台湾人也属华人，不但生活文化与相貌是华人，在投资与工作场合实际也与陆人结盟，对付台湾人就等于对付了中国人，有助提高士气，发洩民怨。

第二层结构因素是关系均衡的考量。在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河内为了维护与北京的关系，避免北京误会自己见缝插针，因此刻意避免提升越台关系。这样，河内可以向北京邀功，并间接提醒北京，河内其实本来是可以亲台的，这如同是打台湾牌。由于保留了亲台的潜在可能，顺便给台北制造浪漫憧憬。

同理，在越中关系面临冲突的情况下，河内对台越关系就小心翼翼。但台北往往误以为，河内此刻更愿意拉拢台北建立反中统一阵线，这对越中关系造成火上加油的压力。河内为了维持越中关系斗而不破，此刻只能诉诸对台严拒的调子，因此也是一种向北京表态的台湾牌。

台越关系遭到池鱼之殃，具体而微反映在上述看似零星的事件中。以台塑事件为例，台塑带来环境污染，引发在地民怨，狠狠罚款，对付台塑，就同时对付了台塑仰赖的大陆干部员工。尽管越南人心理上是在对付华人，可是北京哑巴吃黄莲，不能不顾面子。说不定，河内还会以打击新南向政策的这种说词，私下向北京邀功。至于台北，恐怕更是有苦说不出。

新近在台越之间小闹一阵的苏治芬事件，可说一叶知秋。苏治芬以自己任云林县长期间，因污染以及补偿问题，而与台塑周旋多年的过来人经验，前往越南。河内没有欢迎她，反而处处刁难、留置、监控，后由台北驻越代表处一路随同，才勉强完成她连出外洗头都遭盯梢的观光行程。

苏治芬返台后，适逢台北试图在南向政策上改弦更张。在蔡英文亲自主导下，已经重新订定南向政策方针，宣称在南向的过程中，要与北京合作，并具体对外释放讯息，表示这是台北对北京的善意。换言之，这等于是在对越政策中向河内保证，台北不会干扰中越关系，主人可以放心与台北深化扩大交流。

不要说蔡英文的澄清疑似此地无银三百两，就算河内相信台北心口合一，也会知道北京不信。实际上，台北力求纯属的台越双边关系，正是以摆脱北京的影响力为着眼，当然不希望北京认为南向政策有恶意。但台北能不能借由台越双边关系的发展，超越两岸关系的困境，终究受到河内对中越双边关系的考量所牵制。

河内必然早已察觉，台北发动新一波南向的前提，是去中、反中，台北就立即在权力均衡的天平上为其所趁。同时，河内大可对台北摆脸色，故意做给北京看，让北京产生某种河内够意思的错觉，进而肯在其他方面缓和对河内的压力。最后，与刻板印象相反的是，越中关系起伏不定，尤其已是新南向政策遭减分，而非加分的梦魇。

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