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在华盛顿右翼政治人物间，流传着一个同丘吉尔铜像有关的谣言。铜像自20世纪60年代便一直摆放在白宫。据说，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后，把它还给了英国大使馆，以示他对英国的厌恶。事实上，奥巴马根本没有这么做。铜像仍然立于总统官邸，只不过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因为需要修复而消失了一小段日子。

但奥巴马也许应该移走这尊铜像。对丘吉尔的崇拜，对美国来说不完全只有好处。太多美国总统幻想自己是丘吉尔的真正传人。布什有一尊布莱尔送的丘吉尔铜像复制品，摆在总统办公室。他喜欢表现得像个“战时总统”“决策者”和“伟大领袖”，就像丘吉尔那样。他也喜欢戎装，更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了一场极其愚蠢的战争。

特朗普的英国密友、英国独立党前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建议特朗普把铜像迎回总统办公室。特朗普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特朗普最没有资格自比丘吉尔。要说他对什么东西有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他对于丘吉尔所代表的一切，大多有相反的想法。他对西方盟友冷眼相对的“美国优先”姿态，与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成功抵御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而持的态度截然相反。

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的夏天，丘吉尔和罗斯福于纽芬兰岛布雷森莎湾（Placentia Bay）会晤，制定了他们对战后世界的理想。脱胎于此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包括了一切特朗普所反对的东西：降低贸易壁垒、经济合作及推进社会福利。

打败希特勒后，丘吉尔又大力支持欧洲结盟，即使他对英国在未来的联盟中的角色态度矛盾。法拉奇在鼓吹英国脱欧时，常常盗用丘吉尔的战时言论，声称这是英国反抗暴政、捍卫自由的最佳时刻。其实，这是在瓦解丘吉尔所支持的计划。

二战期间建立的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从未像丘吉尔和其他人所相信的那样重要。作为战后主导力量的美国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英国喜不喜欢。英国独力对抗纳粹德国的自豪感，及其身为美国特殊伙伴的自我膨胀虚荣，成了它全力争取成为欧盟内部主要力量的一种阻碍。

美国领导人有时会在嘴上强调这一特殊关系，以奉承到访的英国首相，或让英国加入其让人质疑的军事行动。有人说，要趁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时代，让这一关系获得新生。奥巴马警告说，退出欧盟的英国应该在特殊贸易协议队列中排在最后一个。但众议院议长瑞安（Paul Ryan）最近却表示，美国应该迅速与英国达成新协议，以凸显同“不可或缺盟友”的“团结”。

美国对脱欧英国的特殊关照——特朗普奇怪地自称为“脱欧先生”——事实上显示两个采取自身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团结。而这亦是丘吉尔和罗斯福极力避免的道路。毕竟，经济民族主义正是欧洲人几乎毁掉欧洲大陆的原因之一。

当然，特朗普欣赏英国脱欧也许只是文字游戏，这位伟大“演员”最擅长此道。很难想象美国会冒牺牲自己经济利益的风险，牺牲在欧洲的更大利益来支持英国。

但文字很重要，丘吉尔深知这一点。特朗普和其支持者及英国脱欧派的言论，与《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完全南辕北辙。关于罪恶的国际银行家和其他“无来处的公民”（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话）与无根自由派精英、“普通”“真正”和“正派”的人（法拉奇的话）合谋搞破坏的言论，很有20世纪30年代萦绕欧洲的反犹太宣传的味道。丘吉尔对于特朗普和欧洲极右翼同普京的俄罗斯眉来眼去，会做出如何反应不难想象。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丘吉尔永远是对的，更不是永远值得效仿的人物。他是1940年提升英国人士气的正确人选，而士气当时几乎是英国人唯一拥有的。但在不那么危险的时代，他并不是从政者很好的榜样。他对殖民统治的观点，在战前就已经不合时宜，战后更堪称是种族主义老古董。他关于英语民族道德优越性的看法，在他的时代已属迂腐，今天看来更是一种荒谬的自大。

但丘吉尔既不小气，也不是乡巴佬。他的愿景——至少从西方世界的观念看——也许是浪漫的，但也有一定的崇高气质。下一任白宫主人绝非如此。特朗普按拉奇的建议，用丘吉尔的铜像当作图腾，将让这位老人震惊不已。

作者Ian Buruma是巴德学院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

英文原题：Abusing Chur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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