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特朗普是对华强硬派，但不是新保守派，他的基本观点符合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不是新保守派的那种以意识形态为主的，以政权变更为目标的对华政策。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有缜密的逻辑性，比如他认为，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必须要以冷静的头脑和勇气为指导。

如果美国想要重振经济，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那美国就需要采纳新的激进思想，敢于抛弃陈规陋习。同时，如果仅仅煽动美国白人中产阶层对中国赶超美国的恐惧，而不对美国进行重大改革，那么他的团队很可能会面对杜鲁门政府的困境。

为了克服孤立主义倾向，杜鲁门用反共情绪鼓动民众支持马歇尔计划以及北约，但却在国内掀起了麦卡锡主义的浪潮，使政府不仅在国内政治中受到威胁，而且面临与苏联发生核战争的风险。

特朗普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对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重塑美国的贸易和税收政策，最大限度地让美国的私有经济获得激励机制。但美国的私有企业同中国的国有企业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在美国，私有企业的目的是使股东利益最大化，因而无法将外部因素，特别是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自动融入到他们的企业运作中。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首先被要求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利益，并通过国家的扶持和津贴达到政府的目标。因此，他必定要对华施压。

对华施压无非以下几个选择：军事遏制、战略威慑和美国经济的重新整合以应对中国的挑战。除此之外就是颠覆政权。特朗普的团队认为，“巧实力”本身是不够的，一定要建立在“巧经济”（smart economy）之上。

特朗普采取的是减税政策，弱化美元的政策，这必然会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同时，他对中国进口施压，不惧怕中国甩卖美元。因为中国卖出大量美元会提升黄金的价格，使中国的外储价值缩水。他还认为，如果美国试图在军事、外交上遏制中国，在言辞上攻击中国，但是在经济上相对中国却日益衰落，那么，这种言辞和论调就没有实质意义。

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它也不一定会延续共和党政府之前的一贯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强硬派共和党分析家，也包括一些民主党人，曾经希望创建一种对华“遏制”的安全战略。即强迫中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以使中国经济破产；通过鼓励中国国内民主反叛运动和民族分裂运动破坏中国稳定。同时，通过美国反导系统降低中国核威慑能力。

这种方法也就是冷战时期对付前苏联的那一套。华盛顿有一个两党的共识，即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老大”的目标是合理的，因为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倾向于美国霸权，而不想让中国在该地区称霸。

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极度高超的外交能力，才能既率领亚洲地区国家平衡中国实力，又不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所以，美国需要精确地评估哪些是美国核心利益，哪些是次要利益，以避免增加不必要的冲突点。

美国还要当心地区盟友各自的日程和野心，在必要的时候，要保持能够实施战术撤退的能力。美国必须将中国拉入东亚和东南亚“大国协调”机制中，这既可以照顾到中国利益，也避免周边小国遭受中国的压迫。

中国与一些周边邻国之间有各种不同的领土纠纷，那么美国与这些国家是否要结成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美国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并考虑清楚。如果美国认为越南人要对西沙群岛宣誓主权、菲律宾人要对南沙群岛有主权要求、印度人要遵守“麦克马洪线”都属于美国捍卫自由、传播民主的使命，那美国人就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清晰的思路。

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美国外交素有 “救世主”倾向，但美国精英也有强烈的实用主义传统。大众民族主义中的主流话语和理想主义赢得了社会舆论的认同，但塑造美国政策的还是实用主义。

作者是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史与国际政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