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近日，中国国内公众的眼球纷纷被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儿女的家庭纠纷所吸引。外界震惊之余，认为“没必要向新加坡学习”的声音日益响亮，甚至据此腹诽起新加坡的选举政治，这难免有失偏颇。殊不知，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保守大门被西方船坚炮利的军舰敲开，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历经了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其中与新加坡的历史渊源至深。

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至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痛定思痛，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开始了“洋务运动”。学西方本来应该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了，于是认为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走“曲线救国”的路线，通过学习日本而向西方学习，为此派遣了大量学生留日。清帝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不少变成了帝国的掘墓人；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基本上都是留日学生。因此，中国对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解，很多是从日本“转道”来的。

从学习日本到学习苏联

 

这种迂回路线的学习，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中国搞的百日维新、君主立宪，却像日本一样都是效忠皇帝。日本曲解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在废藩制宪、消灭诸侯、“大政奉还”中实现天皇集权，却走向了军国法西斯主义。

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也走上日本的老路，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自由主义变成了放任主义，实现了“军阀”的自由。因此，史学家秦晖说：“明治维新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自由主义表皮下的军国主义，它其实是送来了一种针对小共同体的那种自由主义”。向日本的学习以抗日战争为终结。

第二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放眼世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找到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开始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废墟上建设了一个新中国。但苏联在搞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斯大林的集权主义、搞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计划命令模式。中国在如饥似渴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未能意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全套照搬，使得斯大林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峰。虽然中苏关系在建国不久后就交恶，但这种模式的遗毒流淌至今。由于苏联把社会主义给扭曲了，导致中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

前两个阶段的学习，中国既没有实现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宪政法制，也没有将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保留下来。到头来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别人的东西没学到，反把自己的东西都丢掉了。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鉴于前两次学习的教训，中国从“睁眼看世界”走向“理性看世界”，不再兜圈学，而是直接取经；再一次把学习的目光投回亚洲，目标锁定在赤道附近的一个“小红点”——新加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学习新加坡热”经历了三波高潮，也反映了中国改革的发展轨迹。

三波学习新加坡潮

 

第一波高潮是邓小平在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回国后，肯定了新加坡的开放政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视跨国公司为新殖民形式的政治氛围中，新加坡务实的开放精神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新加坡过去被中国视为“南蛮”之地，却比中国发展得还要好，邓小平认识到一定是中国体制出现问题，所以必须改革。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主动打开国门，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

第二波高潮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称赞“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为继续推动改革开放明确树立了一个学习标杆。这是近40年来，中国领导人唯一点名学习的国家。

此后，大批中国官员被派往新加坡学习考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市长班”应运而生，逐渐获得“海外中央党校”的美誉。这个阶段的学习重点在城市管理制度，比如公积金制度、组屋制度、公共交通、城市规划等。

第三波高潮是21世纪以来，当时上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在2007年提出“叫板新加坡”、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0年为新加坡河畔“邓小平纪念碑”揭幕，以及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进行了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直接会面。在学界，由中国国防大学课题组攥写的《新加坡发展之路》于2016年公开出版，显示习近平上任以来推行的改革是有方向的。

旋即，中国国内再度掀起新加坡热。这时候的学习是全方位、综合配套的视角，不再局限于某一条块，而是上升到制度建设的体制层面。比如书中作者大胆建言，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启示包括：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为未来民主普选奠定必要的法律界限；调整改革党政组织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有效执政问题；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民主普选的政治目标等。

改变学习方式与角度

 

近代以来，中国通过学习三个国家（分别是日本、苏联、新加坡）进行现代化。但唯有新加坡是中国学习了30多年、至今还方兴未艾的特例。从笔者近年来参与的培训班课程讨论来看，中国官员已经开始理性看待新加坡模式了，并不是一味的推崇膜拜，而是开始有所批判，能够看到它的不足和短板，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并质疑某些做法，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而且部分官员敢于当场辩驳教员批评中国的声音。这一切说明中国在快速发展，官员的水平素质在提高，对中国模式产生了自信心。

但切不可盲目渐长骄傲自大之心，认为已经学完了，有些东西甚至已经超越新加坡，没有什么可学了。其实，比较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整体复制、局部借鉴、学做法、学理念等不同的路径，有从一个城市管理的角度来学习，或者从地方政府、国家治理、社区治理等不同的比较层次来借鉴。

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收获，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切不可抱着急功近利的目标和心态而来，这样只会看到表面的东西，学不到表象背后的深层机理。君不见，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的做法是向中国共产党学习；现在，这种被人民行动党学习的共产党优良传统又被中国反引，岂不耐人寻味？

徐国冲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李富贵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