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在7月7日的《联合早报》发文《欧洲对“一带一路”的真正担心》，在中国与欧盟经济关系问题上，王教授的理解与笔者是南辕北辙。

中欧经济关系出现困境并不是两种“全球化之争”，更谈不上是“利益与标准”之争。除非中国有在现行国际体制下另起炉灶的雄心，否则这个论点站不住脚。全球化本身就是规则制定和执行，利益和标准是相辅相成的，任何标准的背后都有利益的驱动。“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恰恰在于其操作方式能否给按照现行国际标准操作的国际资本创造利益。

就中欧经济关系而言，首先，欧盟对“一带一路”的操作方式不放心。欧盟提出的操作标准是透明、国际标准化以及遵守现行规则。“一带一路”项目至今未能吸引全球主要国际资本的介入，主要原因是主管人员颐指气使，动辄以大股东自居，在讨论投资项目时表现很不专业，在已执行的项目中并无利润前景。

其二，中国人把欧盟看成“一带一路”的终极目的地。欧盟有5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大的消费群体。欧盟坚持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担心中国借此大肆向欧盟国家倾销制造业产品，特别是钢铁等重工业产品，因为在欧洲，这些传统工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领域，容不得有闪失。

其三，在投资领域，欧洲官员认为，中国过去将大量的国家储备资金押宝在美元资产上，损失很大，即使美国经济有所好转，美国债券的收益仍然太低，所以中国希望把资金转投到海外基础建设项目上，获取更多的利润。这本无可非议，欧盟一开始也对此表示欢迎。但中国近年来的投资操作方式令欧盟担忧，对中国在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感到不安。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对欧洲的贸易和旅游高速增长，但直接投资的规模并不大。2010年后，中国对欧的直接投资急剧增长，而欧盟在华的投资速度却增长缓慢，因为中国对外来投资有种种限制。

由于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太大，中国资本更愿意向政局稳定、法律制度完备的发达国家投资，欧盟被中国看成具有最好投资环境的发达国家地区。然而，由于中国产品没有世界品牌效应，据欧盟委员会研究，即使是最有销售能力的产品，如华为和海尔家电，在欧洲消费者中的认知率只有17%，因此中国投资的目标往往集中在购买欧洲的品牌厂家，但这又对欧洲的传统制造业形成威胁。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投资者往往以超出市场价格的手段达到并购目的，特别在汽车行业和奢侈品行业中的并购行为令欧盟担忧。此外，红二代和中国富豪在购买法国酒庄时的出价近乎荒谬，欧盟官员认为这里面很可能有洗钱的因素。据欧盟研究，中国最富有的100人拥有近4000亿美元的财产，而有3亿人口的日均收入在2美元左右。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使欧洲人对中国富豪一掷千金的并购行为极度反感，也使欧盟委员会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欧盟内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向欧盟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有设置“特洛伊木马”的计划。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没有解决，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打入欧盟的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如果中国在一个欧洲国家得到大项目，就可能造成该国对中国的过分依赖，这将给欧盟的整体决策带来潜在影响。

有欧盟官员称，这是中国逐个击破的策略，欧盟应当在中国对欧洲投资的问题上高度协调一致。最近几年，中国与中东欧的欧盟国家和几个非欧盟国家达成的16+1的机制，在布鲁塞尔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欧盟委员会认为这是分裂欧盟的举措，因而强烈要求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引起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总体而言，欧洲仍然希望在欧盟可控的情况下，大量吸引中国投资。欧洲人是思考的民族，理念上的问题十分重要。

如果认为欧洲只要有利可图就会轻易上套，是极其愚蠢的想法。

因此，中国的对外宣传方式需要大幅度改进，在宣传时更多考虑中西文化与认知差异因素；而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方式也需要政府进一步严格管控，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猜疑。

作者是瑞士日内瓦
高等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