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与沙特阿拉伯，联合指责伊朗是中东恐怖主义的核心。同时，美国国会已经准备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制裁。将伊朗说成全球恐怖主义“枪尖”（沙特国王萨勒曼语），不但是个顽固的错误，而且非常危险，因为这可能导致中东再次爆发战争。

事实上，这似乎正是美国一些激进人士的目的，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伊朗在反对“伊斯兰国”方面与美国站在同一边。还有一个事实是，伊朗与其大部分域内对手不同，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讽刺的是，美国和沙特口风升级之前两天，即5月19日，伊朗刚刚进行了大选，现任总统鲁哈尼领导的温和派击败了强硬派反对者。

也许对特朗普来说，亲伊朗或反伊朗的姿态，无非是另一种商业方案。他为沙特阿拉伯购买1100亿美元美国新武器的决定，而笑逐颜开，将这笔交易称为“工作、工作、工作”，好像美国工人唯一的有酬就业（gainful employment）需要他们去煽动战争。至于特朗普及其家族因为其热情支持好战的沙特，而暗中获得多少私人好处，就只有天知道了。

从某种角度讲，特朗普政府关于伊朗的夸大之词，完全是意料中事。美国外交政策充满了荒谬、悲剧和极大破坏性的对外战争。这些战争除了满足一些完全错误的官方宣传目标之外，一无所获。要不然的话，如何解释美国代价沉重又徒劳无功地卷入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和其他许多冲突？

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可以追溯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对美国公众来说，美国外交人员被激进的伊朗学生绑架并虐待444天，是一次奇耻大辱，其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至今仍未消退。这场绑架风波从头到尾都主宰了美国媒体，造成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一如一代人之后的九一一恐怖袭击所造成的社会创伤。

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人质危机和伊朗革命本身，可谓晴天霹雳。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伊朗革命之前25年，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在1953年合谋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扶植了一个伊朗沙阿（Shah）治下的警察国家，以维持盎格鲁－美利坚对伊朗石油的控制，当时伊朗石油在进行国有化。也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人质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决策失误，允许被废黜的沙阿入境美国治病。许多伊朗人将此视为对伊斯兰革命的威胁。

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支持伊拉克入侵伊朗，包括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1988年战争结束后，美国又对伊朗实施了金融和贸易制裁，并一直延续至今。1953年以来，美国一直反对伊朗的自治和经济发展，手段包括各种秘密行动、支持1953年至1979年间的极权统治、军事支持伊朗的敌人，以及长达数十年的制裁等。

美国仇视伊朗的另一个原因是伊朗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而后两者与以色列进行军事对峙。在这个问题上，理解历史背景也很重要。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试图粉碎黎巴嫩境内活动的巴勒斯坦军事人员。这场战争，以及以色列占领军促成的反穆斯林大屠杀，让伊朗支持建立什叶派领导的真主党，以阻止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2000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时，距离其第一次入侵已经过去了近20年，真主党也已经成长为黎巴嫩一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社会力量，也是对以色列一侧的持续性威胁。

伊朗还支持哈马斯。哈马斯是强硬的逊尼派组织，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权利。以色列通过1967年战争占领了巴勒斯坦领土，几十年后，由于和平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哈马斯在2006年的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击败了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党）。

美国和以色列并没有同哈马斯进行对话，而是决定粉碎哈马斯，于是在2014年在加沙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死亡，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加沙房屋和基础设施损失数十亿美元；但是不出意料，这场战争没有带来丝毫政治进展。

以色列还将伊朗的核计划视为生存威胁。强硬派以色列人一再试图说服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或至少让以色列这样做。幸运的是，奥巴马总统没有让步，而是成功地让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杜绝了伊朗在至少十年内获得核武器的可能，也为双方未来构建信心创造了空间。特朗普和沙特似乎想要破坏这一让人充满希望的重要协议所带来的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外国势力在激烈的国家或宗派冲突上被操纵而选边站，是极其愚蠢的，因为这些冲突只能通过妥协来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竞争，以及逊尼派－什叶派关系都需要双方的妥协。但这些冲突中的每一方，都抱有不妥协而实现最终胜利的悲剧性幻觉，以为只要美国（或其他主要强国）能够为自己打一仗就好了。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都曾在中东实力博弈中栽了跟头，这些国家都付出了生命、金钱和声望的代价。事实上，苏联就是因为阿富汗战争而受到了重创，其解体或许肇因于此。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强调妥协，而不是新一轮妖魔化和军备竞赛的外交时代，否则我们可能都会陷入灾难。

作者Jeffrey D.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卫生政策与管理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方案网络主任。

英文原题：America's Dangerous Anti-Iran Pos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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