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空间

今年8月，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出现了“壮观”的新纳粹游行，游行者手持火炬，高喊白人至上的口号。这次游行的起因，是该市计划移除南北战争中领导邦联军队，为脱离联邦的南方蓄奴州而战的罗伯特·李的雕像。这座李将军骑马的雕像竖立于1924年，当时，对黑人公民动用私刑的情况还不少见。

受夏洛茨维尔事件的刺激，英国也出现了一批人，想要将著名的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纳尔逊将军雕像移除，因为这位英国海军英雄支持奴隶贸易。而在两年前，牛津大学的示威者要求移除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的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塑像，因为他对种族和帝国的见解现在看来令人憎恶。这位昔日的帝国主义者曾在奥里尔学院就读。

这类打倒偶像的行为，总是带有一丝魔幻。这种行为建立在一个信念的基础上：打破一个形象，便解决了与之相关的问题。16世纪英国新教徒挑战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力时，暴徒举起锤子和斧头，破坏圣徒石像和其他圣迹。法国的18世纪革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而最激进的例子发生在中国，时间仅仅50余年前，红卫兵摧毁佛寺，焚烧儒家著作（事实上是一切旧的、传统的东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公开谴责这种破坏是容易的。伟大的建筑和艺术作品随之毁于一旦。你也许会认为，只有相信形象的魔力的人，才会去抹杀它们。对待过去的纪念物，明智的方法是只将它们视为历史的工艺品。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谁会提出1945年后的德国城市街头和广场仍应该以阿道夫·希特勒命名？移除元首（Fuhrer，纳粹党魁希特勒的称号）的塑像，或者1989年后中欧和东欧的苏联领导人塑像，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孩子气的错误。你可以说，这些领导人和他们的爪牙的形象，没有中世纪英格兰大教堂或中国唐代佛教雕塑的艺术价值。但要那么说的话，李将军的雕像也不存在值得保护的艺术原因。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在哪里划定界限。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手上沾了多少鲜血来评断吗？还是我们应该设定一个合适的时间框架？

也许有人说，对于活在鲜活记忆中，或者仍然令幸存受害人咬牙切齿的反派人物，纪念他们的纪念碑必须移除，而年代更早的，就让它去吧。但这也未必合理。在公共场所保留希特勒雕像，好像这个东西仍然存在似的，这样的观点并不随着时间而强化。

许多美国南方人认为，邦联纪念碑应该保护起来，它们仅仅是过去的记忆，是共同“遗产”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历史并不总是中性的，历史有可能仍然是有毒的。我们讲述过去的方式，以及在文化作品中保持记忆的方式，是我们看待自身的集体观念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需要一定程度的共识，而共识常常并不存在，特别是存在内战的时候。

战后的德国就是非常直观的例子。东德和西德都要构建有别于过去纳粹方向的集体未来。只有心怀仇恨的边缘群体，还沉浸在第三帝国的美好回忆中。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德国当局仍然禁止陈列纳粹形象，担心它仍有可能引诱人们重蹈国家的最黑暗历史。这一担心不难理解，也非完全不理性。随着纳粹主义从活人的记忆中逐渐淡出，这样的诱惑甚至可能会越变越强。

英国的现代史不像德国那样充满了创伤。对塞西尔·罗兹和纳尔逊将军的看法，尽管在他们的时代颇为寻常，时至今日显然已经不再流行。绝不可能会有很多英国人因为仰望了纳尔逊的雕像，或途经牛津奥里尔学院，就会受到启发进而支持奴隶制或在非洲构建一个帝国。

但美国南方仍然是一个问题。南北战争的输家从未对他们的失败完全释然，对许多南方人来说（尽管绝非所有南方人），邦联及其纪念碑仍然是他们的集体身份的一部分。尽管几乎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鼓吹恢复奴隶制，但老南方（Old South）的乡愁仍然有几分种族主义色彩。因此，矗立在法院跟前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李将军雕像就具有毒害性，而正因如此，许多人，包括许多南方自由派，希望它们倒掉。

这一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在于这不只是一个刻在石头上的形象的问题。南方的仇恨是一个政治问题，南北战争的伤口仍然没有愈合。许多南方农村地区都要比美国其他地区更贫穷、教育程度更低。这里的人感到被城市沿海精英们忽略和轻视。因此，他们中有很多人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推倒几座雕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反倒有可能让它们变得更加糟糕。

作者Ian Buruma是《纽约书评》编辑

著有《零年：1945年的历史》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英文原题：The Power of Mon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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