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碰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8月29日在《联合早报》发表了《资本主义与生育危机》一文。文章的中心议论认为，资本主义是生育危机的罪魁祸首；结论是：“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东亚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那么东亚社会的生育危机很难得到缓解。”因此，郑教授认为，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人口危机因此也是最深刻的社会危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

针对郑文，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黄有光于9月6日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生育危机不能怪罪资本主义》。黄教授是经济学分支福利经济学（或称福祉经济学）领域公认的杰出学者。他以福祉经济学的理论对生育危机进行剖析。

由于黄教授在文章的后半段使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术语，笔者又是经济学的门外汉，所以经过多番的细读和推敲后，才能大致明白其意；下面提到黄教授的一些观点或论述，希望没有误解其原意。

黄文提到，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的证明是给定人口不变。当人口改变时，需要考虑超越福祉第一定理的因素，而这个因素主要是孩子将来的福祉。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多数情形，人们的净快乐大致是正的，快乐大于痛苦。但一对夫妇在考虑是否要多生一个孩子时，并没有把孩子将来的福祉考虑进去。

因此生育多一个孩子便产生了“外部利益”，也即是生育的成本。因为如果父母觉得人生是快乐的、美好的，他们应该会想多生育一个孩子，让孩子也能感受到人生的美好与快乐。由于这个“外部利益”造成生育率太低，经济学的传统对策是对其进行补贴，或由社会或政府负担部分生育的成本。黄文总结：这才是生育率太低的关键，与资本主义大致没有重要关系。

黄教授并没有质疑郑教授所提出的，即东亚一些国家正面对生育危机的说法，只是对造成生育危机的根源持不同的意见。笔者也想在这里谈一下自己的浅见。

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危机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劳动队伍的缩小及生产力增长放缓；二、因少子化、人的寿命提高，加重了医疗治理的开支，成为政府的一项财政负担。为了填补劳动力的不足，各行各业目前都吹起了采用机器人来替代人工的风潮；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后人类能做的、能想的，甚至是想不到的，人工智能都能一一办到（有自我学习的能力）；科学家与业者的信誓旦旦，已经造成人心惶惶。

2013年9月，牛津大学的两位学者发布了《就业的未来》研究报告，列出了一份未来哪些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名单，简直就是将这些职业判了死刑。笔者认为，人类的未来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性，而且可以预见竞争会更大更激烈；人和人竞争也就算了，要和机器人、人工智能竞争工作和饭碗，是否有点以卵击石？

科学家和业者为了安抚人们躁动的心，说一些工作被取代了，必然会产生另外一批适合人类的新工作。对于未知的将来，人们所产生的恐惧心理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以机器人、人工智能来补充劳动力不足的做法之外，一般还可以通过外国“移民”来填补世代人口替代的不足；新加坡也是低生育率的国家之一，每年都会根据需要吸纳一定数量的移民，以维持一支有规模的劳动队伍。

诚如郑文中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导致了巨大的生活压力；男女两性在工作场所的竞争，消耗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使得他们没有多大的精力来生育，而过高的生活成本更使得人们不敢生育。黄文也赞同，多生孩子，通常是需要大量花钱与花时间的。

那么，生育危机能否怪罪资本主义？笔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虽然学术界对其定义带有贬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和范围内，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要过怎样的生活，选择要过怎样的人生？虽然在自由市场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选择与坚持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大多数人觉得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会否是因为过度追求高水准的生活而导致的？孩子的学业成绩、自身的职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不和别人攀比吗？唯有超越物质追逐的层面，提升精神上与心灵上的追求，对文化、艺术、音乐、书法字画的欣赏与陶冶，才有望纾解因社会激烈竞争带给个人的种种压力；因为文化的素养能让人的心灵平和、饱满。

除了关注已婚男女生育率低下的问题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有越来越多适婚年龄的男女不结婚或推迟结婚的现象与趋势。根据2017年一项针对本地青年进行的调查，尽管八成的青年将婚姻视为重要的人生目标，但认为最好不要结婚或没必要结婚的人，比率在六年内增加近一倍，从2010年的18%上升到去年的33%。这是一个让人忧心的数据。

那些不生育、少生育、不想结婚、迟婚的夫妇及男女，其实都面对同样的学业与职业竞争的疲劳症。

黄教授认为，从整个社会的长期观点而言，社会的长期福祉，或人们的长期快乐是必须考虑的。的确，没有快乐的将来，人生的追求会变得没有意义；而没有意义的人生，阻断了人们想多生育或结婚的意愿。

作者从事秘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