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完成对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的访问后，结束了其首场“亚洲秀”。此行虽说是特朗普上台后首次出访亚洲，但今年以来华府的国务卿和防长早已密集访问日本、菲律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美国亚太战略新布局也渐现轮廓。
很多观察家认为，特朗普团队屡屡提及印度洋—太平洋概念，意味着其亚太战略已为即将出炉的印太战略所替代。事实上，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已经将印度洋纳入亚太战略的中心范围，并开始用印—亚—太来替代其不断丰富的亚太战略意涵。
特朗普政府沿袭了此一思路，并加快了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战略布局的步伐。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已初步构建起网络状的多边安全合作架构，即以美国为核心，由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参与其中的四国“准同盟”关系。
此一架构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与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亚太双边“轮辐状”同盟体系不同，四国“准同盟”关系属于交叉式网状结构；二是区别于传统的以正式条约为主要特征的攻守同盟关系，美、日、澳、印虽未签订正式的同盟协议，但相互间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协议和多边安全互动机制；三是“准同盟”架构强调的是参与国之间的情报交换、后勤保障资源共享、联合军演和训练、武器装备转移和技术研发等。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已占据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主导国地位近三分之一世纪，日本、中国、印度等主要大国在亚太事务中，也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在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差距正日益缩小，美国的压倒性优势也渐趋减弱。
基于此一背景，美国开始有意拉拢日、澳、印以构建起“准同盟”结构，试图利用三国的力量集群优势，抵消中国快速增长的地区影响力，从而巩固其在本地区的力量优势，维持地区秩序主导地位。
应当说，美国试图推动的权力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方面，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网络不断扩大，与印度和越南两国的安全合作渐趋成熟和机制化。如2016年美印签订了具有准军事同盟意味，旨在相互开放陆、海、空军事基地和后勤保障服务的《后勤交流备忘录》；同时，美国成功引导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相互建立紧密的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美国正逐步实现印太双边同盟和伙伴国体系向多边军事合作网络转变，逐步构建起了以美—日—澳、日—澳—印、美—日—澳—印为核心的多边军事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美、日、澳、印海洋安全高官磋商，将为四国建立成熟的成型中的美、日、澳、印准同盟架构，将驱动亚太权力分布结构从传统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强”格局，转向美国主导的多边“准同盟”体系和中国等中小国家共处的新形态。
美国虽仍处于权力等级秩序的中心位置，显然将更多地依赖日本、印度等盟国和准盟国的支持。美国也已渐渐地将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负担，分摊于亚太诸盟友和伙伴。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战略框架下，尤为注重扶持日本和印度，试图通过多边准同盟安排，维持地区秩序主导地位。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中，扮演了不可替代且日益重要的角色。即使如此，不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虽都未声称其战略调整有意指向中国，但都有意无意地将中国排除在多边军事安全合作架构之外。此举事实上已经意味着将中国作为潜在战略对手。此一推断也正好可从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和东海问题上的表现得到印证。
中国正处于百年民族伟大复兴的冲刺阶段，也正迎来综合国力相对优势逐步形成的机遇期。构建中的印太四国“准同盟”体系和地区新秩序，对于中国而言既意味着挑战，也隐藏着战略进取的机遇。
从正面看，中国大有机会在亚太秩序解构—建构—重组的过程中，获取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地位，也有助于本地区安全秩序重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也要看到，美国的战略调整与印度、日本的战略竞争，无疑给中国重建地区规则和实力分布结构增加不确定和挑战。印—太地区是继续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秩序，还是建立起由中国和本地区各国共同制定和广泛接受的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仍然是值得再观察和再研究的重大课题。
陈相秒是中国南海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博士
张舒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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