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北京近期开展大规模清理和驱赶“外来人口”的做法已引发众怒，部分知识界人士以联名方式上书中央政府，要求干预，停止该做法。

此次清理和驱赶“外来人口”肇始于11月18日发生的大兴火灾，火灾共造成18人死亡。但更深层的背景则是北京作为首都功能的再定位以及对人口总量的控制。根据北京新的城市规划，非首都核心功能都要分解疏散，同时在2020年将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但北京把疏解非首都功能变成了一场驱赶外地人的运动。

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集权制国家的一大特点就是权力和资源集中于地区的中心城市，一般是行政所在地。北京作为首都，更是高度集中了中国最优质的资源，这也就决定了全国人口源源不断涌入北京。

持平而论，相对中国的多数省会城市，北京并不是一个排外城市，首都特点也难以做到排外；但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一再突破规划控制人口，也导致资源紧缺、交通紧张、犯罪增多、社会失序等诸多问题。

于是，最近几年，北京出台了一系列严厉政策来驱赶所谓的“外来人口”，这些措施包括，“以房控人”（严控城区住宅增量、消除群租房）、“以水控人”（按水资源来测算城市容量）、“以业管人”（清除一系列小商品市场）、“以学控人”（提高非户籍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与此同时，对“外来人口”的称呼也变为“低素质人口”“低端人口”和“低端人群”。

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中，管理着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客观上确实有很大困难，面临着很多挑战。但北京的“政策控人”并未起到明显效果，它只不过是把“外来人口”中的“低端人口”往城乡结合部乃至更远一点的郊区驱赶，而基层政府对外来人口集中的地区平时基本放任不管，更不用讲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这就是大兴火灾的间接原因。

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特别是城市管理最末端的行政村，把它变成了一个公然寻租和勒索的机会，例如，大兴某个村以“卫生服务费、水费、治安费和电力设施费”的名义，对在本村经营的外地人每月收取2000元人民币，不上交者，将被停止一切服务项目，并要当事人限期搬出本村。

而一旦有某种事故发生，或者举办某个大型活动，政府则采取简单粗暴的运动执法方式，短时间内将“外来人口”驱离。如大兴火灾后，北京即在全市进行40天的集中治理，基层政府在没有任何安置方案和步骤的前提下，在寒冬天气，强令住户在几天内无条件搬离，甚至今天贴通知明天就须走人，否则就停水停电，并随意处置住户的财产和物品。

北京从“政策控人”到“运动式执法赶人”，既是城市管理理念落后的必然表现，也是中国唯上不唯下的命令体制的必然结果。而这两者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后者必然会导致城市管理者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外来人口”，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达到效果，实现政策制定者的目的。

从北京这次大规模清理驱赶“外来人口”的做法来看，中国城市执政者存在着几个致命的理念错误，这些错误若不改变，将会导致驱赶“外来人口”周而复始进行。

首先，漠视“外来人口”的基本人权，城市政府没有基本的人权意识。尽管现行宪法没有载明人口的迁移自由，但改革以来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形成了这种迁移自由权。然而，它并未得到城市政府的承认和认可，并落实到政策和法律中。在户籍上将人口分为本地人和外地人，本身就是歧视人权的一种体现。

城市政府人权意识的缺失会带来什么后果？一旦某个事情发生，或者仅仅是因为执政者的不高兴，大众的权利就会受到损害。这种损害是普遍性的，不分本地人和外地人，但从程度上说，外地人比本地人口更严重，因为他们是更弱势的群体，所以针对他们的政策伤害更多也更重。

其次，将“外来人口”称作“低素质人口”或者“低端人口”和“低端人群”，不仅是对“外来人口”的蔑称，涉及人权问题，更是将庸俗的“产业控人”的思维运用到对外来人群的划分上。

人群分低端和高端，或低素质和高素质，显然是以学历文凭和所从事的职业来划分的，在低端产业工作的就是低端或低素质人口，在高端产业工作的就是高端或高素质人口。而外来人口中的多数是从事脏、苦、累的活，这些职业属于低端职业，他们也就是低端或低素质人口。这乃是北京市政府的逻辑。

此种将职业和产业的划分标准延伸到人的身份，就变成了一种严重的身份和人格歧视。事实上，严格来说，职业和产业也没有低端高端之分。故北京驱赶“外来人口”的做法，就被一些人比作当年纳粹驱赶犹太人，虽然这个比喻有点过，但确实反映了北京市政府骨子里对“外来人口”的歧视。

再次，驱赶外地人也反映了北京在城市管理和城市功能理解上的误区。北京要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从城市定位以及北京的负载来说，或许是必要和正确的，但一座城市，不管它变作如何的“高大上”，都有不同的层次和差异在内。如此才能体现城市的活力和丰富性。

驱赶“外来人口”，实际是用行政手段扼杀这种差异，最后它必然会使得城市丧失活力和丰富，变得单调乏味。北京的问题更在于，它用来取消这种差异性的手段不仅充满粗暴和无人性，而且针对“外来人口”这个特定群体，使他们成为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牺牲品。也许在北京市政府看来，即使要保留某些低端产业，在该产业从事服务的人也必须是“高素质”的。

上述错误的思维和观念，不只北京市政府有，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持有，如被称为中国移民城市的深圳，也曾在一段时间要清理所谓“高危人群”，而深圳市政府对“高危人群”的界定是在深圳的无业外地人员。北京在清理外地人方面，这些年来一直断断续续，从没停止。

被北京市视为​“低端人口”​的​，说白了，多数是农民和小城市市民及其后代。他们来到北京和中国其他大城市，本是奔​着改善命运的希望，但北京不仅提高他们的生活和居住成本，更直接用驱赶方式向他们发出了不欢迎的信号。鉴于北京对全国的榜样作用，必须警惕北京此举所带来的负效应，阻止北京市政府的行动。从这个角度看，知识界部分人士的呼吁显得可贵和重要，虽然它可能不会改变事情的最终结局。

如果不想类似北京这种任性的针对外来人口的乱作为最终演化成社会危机，中国需要从根本上取消大城市的户籍控制制度，在宪法中载明居住和迁移自由。但在命令体制和城市政府的管理水平未得到改变和提高前，面对着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激化，出于管控需要，在未来一段时期还做不到这点。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从北京这次大规模清理驱赶“外来人口”的做法来看，中国城市执政者存在着几个致命的理念错误，这些错误若不改变，将会导致驱赶“外来人口”周而复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