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亚洲行频频出彩，新亚洲战略呼之欲出。他的所谓“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此战略连接两大洋，意在将南中国海问题从美国亚太战略中剥离开来。别的不说，就南中国海的争端来看，特朗普突然提出可以充当“调停”的角色，给中国的一个极好的，不过稍纵即逝的契机。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奥巴马总统当政以后，南中国海的归属纠纷严重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大局，并损害了中国的周边关系。这个历史遗留的主权争议本来应当被搁置，期待成熟的时机再加以解决。
但由于中国国势的崛起，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某些不安，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政府似乎认为，重振美国主导亚太的时机已到来。美国企图借此恢复冷战期间的那种“轮毂式”（spokes-and-hub）的对华军事遏制的安全体系，即先将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然后创造一个新的多边遏制中国的战略框架。
显然，操之过急就会暴露出弱点。中国此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软硬不吃，让不少人跌破眼镜。特朗普上台之前，美中关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已经形成剑拔弩张，千钧一发的趋势。美国政府不得不开始担忧，南中国海争端的急剧升温，终将损害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大局。
现在看来，这个由奥巴马总统，希拉莉国务卿和坎贝尔助理国务卿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失败。菲律宾早已率先退出此战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也在逐步抛弃冷战思维。将南中国海问题作为遏制政策的基石已经不再有效，在这个背景下，特朗普提出愿意充当调停的角色。
不消说，担当国际调停角色的基本原则是公正。 既然美国单方面提出调停此纠纷，那就不能像奥巴马政府那样选边站队，至少在公开层面不能做这种自欺欺人的动作。其实，只要中国迅速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调停建议，就会迫使白宫公开否认其在南中国海纠纷中的“偏心”政策。
我们必须从历史上来分析美国人调停他国纠纷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在有利于美国全球利益的条件下，美国政府十分热衷国际调停。二次大战后，最早和最积极的一次便是涉及中国内战的马歇尔调停（Marshall Mediation）。美国官方宣布马歇尔将军的使命是公正无私的，阻止一场大规模内战从道义上讲也无可非议。
但马歇尔将军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有所偏袒。如果调停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中共，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的政策当可持续下去，但如果大规模内战的发生原因主要来源于国民党政权方面，美国是否能够公开地继续支持蒋政权，并提供军事援助，交通便利，助其调兵遣将，占领战略要地。 毋庸置疑，这样做就会暴露出其调停的“偏心”实质。
多年前撰写博士论文时，笔者在华盛顿的档案馆曾发现如下事实：1945年12月，在离开华盛顿之前，马歇尔将军曾向杜鲁门总统要求就此问题给予明确的训令，但总统绝不愿留下文字记录，不过在三人（包括国务院的艾奇逊，当时是助卿）会议中，对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撑蒋政权的“偏心”政策予以默认。所以马歇尔来华以后，一直将这个绝密谈话纪要放在贴身衣袋里。
然而，在长达一年的谈判过程中，马歇尔将军从亲蒋到开始对蒋政权持否定态度，这个变化既产生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了解，也出于他对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出色外交表现的高度赞赏。美国的调停实际上给中共化被动为主动提供了契机。而马歇尔在担任国务卿期间顶住压力，不愿大规模增加对蒋的援助，给中共在内战中提供了更大的勇气，同时也在国际国内的舆论上加了不少分。
当然，马歇尔调停对中共有利的原因之一是，中共相对于国民党在政治合法性上的相对弱势。美国出面调停本身就提高了中共的地位。但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美国的偏心就拒绝参与任何调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动发起的调停的其他实例来看，不被美国“偏爱”的那一方往往是得分的。
比如说，二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以色列长期偏爱，甚至建立了牢固的“特殊关系”。华盛顿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把巴勒斯坦的法塔赫运动视为非法的恐怖组织，不愿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打交道。卡特政府改变这一政策，开启了巴以调停的进程，在当时为中东的和平做出了贡献。但自从美国开始调停巴以关系以后，在国际舆论上得分的是巴勒斯坦，而不是以色列，尽管美国一贯的亲以立场路人皆知。
钓鱼岛问题也是一例。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将钓鱼岛的管辖权“授予”日本政府，中国当时并不以为此举会破坏中日邦交。但后来某些日本政府偷梁换柱，将管辖权等同于领土主权，这个立场中国不可能接受。邓小平曾提出“搁置主权争议”，以免这个问题破坏中日关系大局。
但日本坚持其立场，认为没有谈判的必要，并在2012年突然宣布将其国有化。中日关系陡然下滑，双方都不肯让步，钓鱼岛海域军事化的趋势愈演愈烈。2010年11月的东盟（亚细安）首脑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莉突然提出出面调停的建议。当时中国的反应并不积极，北京显然没有意识到，美国调停至少等于承认“管辖权”与主权不是一回事。
即使三边调停的进程十分缓慢，甚至没有最终结果，但在原则上有可能达到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主权争议”的实际效果，同时，日本政府坚持“无争议可谈”的观点也就难以为继。希拉莉很快也意识到此建议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不利，此后再没有提及。
当然，欢迎美国调停不等于说南中国海问题将采用多边谈判的方法，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首先需要的是在国际舆论上得分，其次才是解决其归属问题。所以，中国在处理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中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才是展示大国风范的外交表现，既对其周边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打破今后可能再度出现的，美国所主导的多边遏制体系起到根本性的反制。
正如丘吉尔最喜爱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两国之间处理纠纷，“谈谈吵吵总比战争冲突要好的多”（To jaw-jaw is always better than to war-war）。换句话说，美国提出的调停即使是个套，也值得一试，因为这也将迫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底牌。
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羞羞答答，不愿披露遏制中国的企图，也不愿承认选边站的实质。目前中美关系的战略互信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改善，美国的 “印太战略”虽然先声夺人，但并不是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工具。中国也应当抓住机会，用娴熟的外交手段大幅度改善周边关系。
作者是瑞士日内瓦
高等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教授
目前中美关系的战略互信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改善，美国的 “印太战略”虽然先声夺人，但并不是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工具。中国也应当抓住机会，用娴熟的外交手段大幅度改善周边关系。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