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早期，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没有很大歧义，他是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形象出现的，至今官方还是如此称呼他。1989年六四事件是社会对邓评价的一个转折点，“九二南巡”，邓以“一介平民”身份，将中国重新带回改革。此后，邓淡出公众视野，直至去世。
20多年后再来评价邓小平，视角和重点自然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它是立足于今天的现实，带着今天的问题。但一个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不变的，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放在他生活的时代，从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去理解。对于邓小平，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他，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不能抹杀、不应抹杀的。有种看法认为，没有邓小平，中国也会改革开放，也许如此，但改革的速度很可能是一波三折、一步三摇，会慢很多。
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拯救”而非“发动”上。当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公允地说，邓小平只是其中的“发动者”之一；但1992年，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完全是凭借一己之力，将已“奄奄一息”的中国改革彻底扭转过来。
“南方谈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批判了凡事都要问“姓资姓社”的“左倾”思想错误，确立了市场经济地位。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防“左”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主要课题。可以说，没有“南方谈话”，便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若再将历史的视角拉长，从中国近代史出发，对邓小平改革的意义和价值会有更好的理解。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将近180年的历史，可以看作一个超大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的样本。它分成三波。第一波从洋务运动到民国，第二波从共产党建政到文革结束，第三波就是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
在第三波现代化中，正是邓小平扭转了国家的发展方向，将中国引导到现代化的正当道路上来，为它搭建起了框架，指出了方向。这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何把改革开放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来维护。
未能将中国导向民主轨道
但这并不是说，邓就没有问题。邓的最大问题，是在他有权力和权威的时候，未能适时发动和推进政治改革，将中国导向民主轨道，反而换掉了两任总书记，扼杀了处于襁褓中的政改。尽管和其同时代的中共其他元老比，邓小平要显得相对开明，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邓并不反对或者说也主张政治改革，但从他的革命经历看，本质上，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身上还带有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专制基因。
邓不可能容忍有人借自己发动的改革而动摇和否定中共的领导。所以他为改革划了一个“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这是他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跛足的改革——只有经改，没有政改。
如前所述，今天反思改革，评价邓小平，是带有今天这个特定阶段的问题、印痕和目的的。虽然我们不应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邓小平，但完全撇开现实去评价历史人物也不对。中国改革积累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邓小平，对此不应讳言。
其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要开创自己的“新时代”，用自己的“习思想”取代邓小平理论对改革的指导地位，就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出了问题的。邓小平所发动和主导的这条改革道路，导致了两个最严重的后遗症——腐败和社会分化。在中国40年的改革中，有两大问题特别要指出，一是政府GDP主义，可称之为“GDP政府”；一是由裙带和腐败构成的食利阶层，可称之为“裙带社会主义”。
重视GDP不是坏事，但不能将经济建设等同于GDP，更要看到GDP取向的政策后果，必然是重生产轻分配，重建设轻公共服务，重资本轻劳动，通过低成本优势，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动中纵容权力和关系寻租，特别是通过对政治领导人的血亲、姻亲、朋党关系的捆绑，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会形成一个个尾大不掉的权贵富豪家族。
这两大问题正是没有实行政改的后果；反过来，改革也是由GDP政府和裙带社会主义所败坏的。由于国民财富被食利者瓜分，政府垄断了经政资源，形成了贫富的两极化，以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为主的底层民众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社会进入了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赢家通吃时代。人们对这样的改革失去耐心和信心是可以想见的。
此种情况当然不是邓小平设想的。他曾警告过，如果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就说明改革失败了。但他至少要为此承担相应责任，以他提出的以“先富论”为例，虽然当初邓小平提出这一原则时，本意是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而绝对不是以社会的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为代价的。但这条原则实际实行的结果，却恰恰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因为在一个权力支配市场的体制下，先富起来的人只能是靠权力最近的人。谁靠权力最近？当然是官二代、红二代，尤其是官二代、红二代中的少数权势家庭。事实上，当时执政党为了让红二代不参与、干预政治，有意将他们赶向商场，赋予他们各种各样的特权和政策优势，变现为财富。
“八九”学运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反官倒；而最近10多年，官二代、红二代采用现代金融方式，垄断了中国多个行业。比如安邦集团的崛起，没有与邓家的联姻以及其他红二代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一部权钱交易的市场经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及其失控，是邓式改革的副产品，但也促成了习近平的集权和反腐。安邦的被打压，就反映以权贵集团为代表的裙带社会主义，在习近平看来，已经触及危及执政党统治的问题。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有多面性。无论是一棍子将邓小平打死，还是无原则地一味颂他，都是不足取的。中国要做的是，继承邓小平的改革遗产，同时对改革的重大失误进行修正，应基于正义原则和共享目标，去重新设计中国改革的下半程，并在此基础上，启动政改，推进中国的民主化。
（作者是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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