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9日《联合早报·言论》读了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副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张优远的文章《勿将不平等症状误解为原由》。文章深入分析，阐述社会不平等现象并不是阶层分化造成的，而是因为教育系统在执行高度分类化、区分化和等级化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因果不分，或因果颠倒，要对症下药解决“果”将适得其反，反而会让“果”的情况加剧。

张副教授也对为打破阶层分化所提倡的“社会融合”手段感到很不以为然。她认为，相似背景的学生或人聚在一起，并不是个人的偏好，而是机遇；是因为在同一个时空内相遇成为同学或朋友。这并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系统设计所造成的。

文章一开始，张副教授就提到她最近一直听到“阶层之间缺少社会融合”的说法。笔者相信这是起源于去年12月下旬，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指教育背景和住房类型已成为社会断层线，“名校生”和“非名校生”倾向于呆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居住在私宅的人也较少同组屋居民有密切交往，阶级分界愈发固化。

这份报告确实引起国人不少的议论与担忧，实际情况有多严重？我们不得而知，但还是值得我们有所警惕。

教育部长王乙康在国会第13届第二会期的政府施政方针辩论中，回应总统哈莉玛在演说中提到要大力解决不平等问题时，以《应对不平等永在进行中》为主题，从四大层面分析我国不平等问题现况，提到了“社会融合”。他认为，不平等的问题可体现在贫富差距、中间核心、力争上游和社会融合四大层面。

最让国人忧心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莫过于贫富差距。造成社会贫富差距鸿沟越来越大的原因很多，除了个人或家庭因素，社会、经济等公共政策的制定，外在因素如资本市场主义全球化的浪潮，都加深其复杂性。因此，要解决社会不平等现象，必须多管齐下。

笔者认为，在硬件方面，公共资源的投入非常关键。例如提升学校的各种设备，以拉近名校与邻里学校的差距；对弱势家庭须提供更多更全方位的援助。政府最近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资，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站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起跑线上；但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会令早期教育的竞争更剧烈，而有所保留。在心件方面，社会融合提供了各种机会促进人与人之间、不同圈子的交往，增进彼此的认识与信任。这总比老死不相往来，各自为政要好。光有硬件而没有心件，最终也还是治标不治本。

可以这么说，政府每一项政策的出发点都是要针对性解决问题，虽然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或因为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结果达不到预期，或产生反效果，但若因此而故步自封，什么都不做，问题更不可能得到解决。

张副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由于系统过度地将学生分类，在分类后所得的奖赏差距悬殊；要成功被分类所需的技能，却必须依靠私人资源（家长的钱）向校外系统求得（补习中心、增强课程），说明阶层隔离的产生。由于家长对将孩子送入某些名校就读的痴迷，张副教授建议，通过降低考上这些学校的最终奖励，同时增加就读邻里学校的相同奖励，来减低此一现象。笔者不清楚这里指的奖励是什么？是否如此一减一加，大家便能平起平坐，便是公平，从此再无名校与邻里学校之区别？

张副教授总结，只有改变教育结构，消除分类化、区分化和等级化，才能够让拥有不同能力、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们坐在同一个课室里。

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如此一来就没有所谓的阶层分化问题，不平等症状也消除。然而，这些拥有不同能力，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只要坐在同一个课室就不会分化吗？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古人有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人性使然，而非系统的设计。再者，将拥有不同能力的学生放在同一个课室上课，就是最佳的安排吗？教师要如何教导一班有不同能力的学生？应该先照顾哪种能力的学生？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将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分班教导的本意，是要让学习落后的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学习，学校也能有针对性的教导。

教育系统的分类化、区别化和等级化，其实都不是问题的原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因为每个学生都有他的独特之处，天赋和专长不同、智慧并发的时间也有迟早之分。应该说，是人的惯性思维与认知造成了阶层分化现象。人的本性是自私与贪婪的，所以须接受教育克服这些恶性。但拥有知识并不等于人的素养提高了。我们不再提“职业不分贵贱”“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些都是笔者读中学时老师所教导的。现在的人都爱攀比，将个人财富、社会地位、名望与成功挂钩，过度追求物质生活，缺乏人文关怀，忽视对每个生命体的尊敬。这是一个分工的社会，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并无高低之别。

唯有带着平常心、同理心和包容心，任何的分类、区别或等级划分，都将无法阻碍人们在生活中融合相处。

（作者从事秘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