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由第四代领导担当重任起草的总统施政方针演说，其中就改变应取的态度，强调不是小步，而须大步的说法，鲜明地道出新加坡已经走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是，这个国家到底需要怎样的改变？

5月13日《联合早报》刊登了教育部长王乙康的专访，自称是：“我上班就是去改革”的报道。这的确让人侧目相看。

确实，不论是在专访里，以“革新管理者”的定位表述，还是之后在国会就如何迎解新加坡面对社会不公平的课题，王乙康皆以此审视，凸显其定位与思路的与时并进。

面对改革，我想，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50年的建国历程意味着什么？

当下的新加坡，已变得很不一样。第一代开启的艰辛建国历程，逐步建立有效的体制和机制。那是人民跟着政治强人，共同跨越重重障碍的年代；第二代领导承接建国使命，精英治国与民同进。那是维续与完善体制，与民共享的年代；可是，第三代领导开启的建国历程，寻求改变为主导，与民分享为主轴。那是身处维持与改变交叠的拐点，凸显国策向左倾斜的年代。

由此推演，意味着这样的新加坡，已经完全进入后李光耀时代。也正因此，它标志着这个国家，正从建国一代支撑，向中青代过渡，并为迎接新生代的到来，而开启新的建设与革新历程。这也意味着，国人的感官体验与看法，既有建国一代的情怀与思维，也有中青代的务实与颠覆科技所带来的困惑，更有新生代的理想与现实碰撞引发不确定性的思虑。

就具体层面而言，一是如何应对核心体制的革新。新加坡核心体制的构建，之所以功绩彪炳，就在于历届政府不仅提倡与遵循贤能治国的方针，更在不同发展阶段设置相应的机制与规章。就像总统奖学金的设立、遴选、颁布与后续就业，渐成体制运转的重要力量。

从建国的绩效看，成效不容置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因资源配置形成的差异扩大，能否担当当初的功能，不无受到质疑。这是因为，迹象显示因体制的的倾向固化，已逐步偏离社会发展需要，而渐成造就特定群体的有利工具。如何改变这一机制衍生的局限与弊端，显然是当前体制革新的目标。当然革新不能脱离既应坚守机会平等，也能兼顾分享公平的原则。

二是如何在卓越高效的管理体制中革新。就以目前14万5000名公务员管理体系而言，一方面，不能忽视现有体系的有效性，即其维持体系运转的服务精神、专业以及与时并进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这一体系从构建到上世纪90年代的突出潜能与绩效评估，特别是唯才是用在精英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冲击影响下，早已形成文凭主导就业、擢升与奖赏的发展形态。

因而，长期的体系运转，虽成就了国家行政部门的廉洁高效，却也隐藏着负面效应的温床。就像公务员的聘用、擢升与福利，早已随文凭效应而涌现“天然”受益者。反之，也让其他的同事或竞争者，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革新之道，关键在于如何区分既得利益与应得利益的重新调较。新加坡已从独立初期以资历经验为准的体系，向文凭与福利挂钩为基准的体系运作经年，如今实应转向文凭、专业、价值相对平衡的体系。因此，在聘用、擢升与福利配套的调较上，更应加强与完善以工件表现而非文凭赏罚的做法。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