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阿双边经贸关系滞后的一种解释是，中国人对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担忧。本文结合特朗普政府的新南亚战略背景，以及通过笔者在阿富汗的田野考察，对中阿经贸关系提供宏观和微观兼顾的视角。
笔者认为，中国与阿富汗之间经贸关系的滞后，源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观、西方捐助国在阿富汗的影响，以及中国在阿富汗匮乏的地方性网络资源。
伴随着70年代末阶级斗争的结束和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兴起，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和平发展观，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并对其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和平是发展的条件。这既是对20世纪末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指导，也是对中国经济取得成就的总结。
这一和平发展观也用于指导21世纪初中国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西藏和新疆相继发生2008年的3.14事件和2009年的7.5事件后，上述地区通过“维稳”和“反恐”来创造经济发展的和平条件。阿富汗的战争蹂躏和经济崩溃，则从反面实论着这一和平发展观。同时，它也宏观地指导着中国的阿富汗经贸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中国和战乱中的阿富汗基本没有什么大型经贸往来。只有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和喀布尔临时政府建立之后，中国才和阿富汗在2003年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但是经贸协议的签署并没有立即转化为具体的投资项目。
在阿富汗临时政府过渡到卡尔扎伊政权之后，中国公司才开始认真投资阿富汗。2008年，中国中冶集团（MCC）和江西铜业集团（JCCL）竞标并标得艾娜克铜矿，总投资额约为30亿美元至40亿美元。三年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与一家阿富汗公司合作，投资开发阿富汗西北部的油气。迄今为止，这两项中国大型投资勾勒出当前中阿经济合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资源和能源领域。
同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阿富汗“搭便车”谋取经济利益相反的是，这两个大型项目迄今为止并未投产或获利。所谓“中国买下阿富汗”的结果只是挫折甚至失利。尽管中国公司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初期投资，但由于当地的安全形势、系统性的政府腐败、佛教文化遗址的发现、征地移民的困难、中国公司的圈矿战略、阿富汗政权的更迭以及国际游说集团的反对，艾娜克铜矿并未投产甚至还在重新谈判。
中石油项目并不比艾娜克好到哪里。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其阿富汗合作伙伴的预算纠纷，已经导致了钻探和勘探停产。更糟糕的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员工，遭到当地乌兹别克族民兵的绑架和勒索。所以，尽管中国最近宣布将把中巴经济走廊延伸到阿富汗，但事实上中国对阿富汗并没有进一步的大规模投资。
中国的观察家倾向于将中国在阿富汗投资的失利，归咎于模糊的“安全问题”。但微观的田野调查则表明，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和发展项目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仅仅来自极端组织和武装团伙。就艾娜克项目而言，最激烈而广泛的批评和攻击，其实来自美国政客及其游说团体。
正如《卫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美国非盈利组织，即文化遗产恢复联盟（ARCH），展开了声势浩大宣传活动，来阻止该矿的开发，其宣传游说甚至影响到世界银行驻喀布尔办事处对该项目进行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RCH的四位董事中都不具有文化遗产保护背景，而且几位董事和一家对阿富汗资源感兴趣的美国能源公司联系密切，当然最著名的一位董事就是美国驻阿富汗大使扎勒米·哈利勒扎德。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油气投资项目的麻烦，则来自曾是纽约毒贩的当地油气大亨，他和阿富汗政府部门和官员勾结，通过不断提升要价，给中方公司制造麻烦。
尽管中国是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但艾娜克项目的命运则揭示了它在阿富汗的短板。中国不是美国入侵阿富汗的盟友，也不是阿富汗的主要捐助国，因此很难通过捐助国指导、设定的法律、制度、人员和机构来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中石油项目的困境则表明了中国经营中南亚国家的先天不足：缺乏历史、民族和宗教的网络。
与巴基斯坦－普什图语联系，伊朗－哈扎拉联盟，土耳其－乌兹别克斯族关联以及塔吉克斯坦－塔吉克关系不同，中国在阿富汗缺乏其他周边国家所具有的这种地方性网络和人脉优势，所以无法摆脱被此类网络骚扰甚至欺凌的困境。在阿富汗这种复杂的政府和非政府关系网络中，所谓的中国“搭便车”的条件根本不存在。
（作者是美国霜堡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郑和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专攻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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