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在9月9日刊登了杨萌《不平等的气味》一文；文章一开始是说她最近到一家负责为低收入家庭处理短期援助申请的社会服务中心采访时，留意到在做访问的隔间外，放置了一台空气净化器。

作者当时以为这是当烟霾重返时用来净化空气的，在得知是因为有一些来访的对象有气味，如烟味、酒味；服务中心为了不让这不太宽敞的待客室里漂浮着异味，再加上隔壁间就是员工的办公室，所以放置了一台空气净化器净化空气中的气味。作者担心，如果这些低收入家庭的来访者知道净化器摆在那里的目的，会作何感想？

作者认为这种我们以为在替别人着想的时候，不经意流露出的那份自以为是，让她感觉不太舒服。作者也举了南大人文与科学院副教授和社会学系主任张优远的畅销新著《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中，到租赁组屋做家访时，对接触到的那股独特的味道记忆犹新的一个例子，发出就连地球上最为平等的东西——空气，也似乎可以成为区分身份标签的感慨。笔者想在此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社会服务中心放置空气净化器没有什么不妥，也不应该被视为是对到访者的冒犯。作者认为服务中心此一举动是对低收入家庭的一种“不平等”的差别对待，带有歧视；这是错误的。来访者并不是每个人都带有气味，为了照顾一部分有气味的来访者的感受，不放置空气净化器，让空气中漂浮着异味，除了会危害在中心工作员工的健康之外，对那些没有气味的来访者来说，虽然在中心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但对于空气中漂浮的气味肯定会感到不舒服。

因此，对这些员工和没有气味的来访者而言，不也是不平等吗？那些有气味的来访者又有什么好的理由责怪他人对自己不平等？平等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要别人尊重你，你也需要尊重别人。

张优远副教授在其新著《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中描述，她第一次踏进租赁组屋进行采访时，在接触到那股混合着晒衣服、晾被单的潮湿味夹杂着猫的尿臭，门对门的走道让空气闷在里头的“独特”气味时，知道（她）自己需要进入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圈。张副教授认为，这并不是住在租赁组屋的人不爱干净，高密度的居住环境也不只是租赁组屋才有，而是在其他住宅区，总是有清洁工勤于打扫，闻不到这样的气味。

笔者认为，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而且很容易解决，让负责这些租赁组屋区的市镇理事会多派一些清洁工勤于打扫，不就什么独特味道也没有了吗？这里似乎还衍伸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清洁工只勤于打扫其他住宅区，对租赁组屋区却偷懒？还是租赁组屋区所分配的清洁工，比其他组屋区的人数少？建屋局和区内有租赁组屋的市镇理事会应该跟进调查；若真有这种状况，应该立刻纠正过来。

然而，对于张副教授上述的看法，笔者不是很认同。其实，居住在租赁组屋的居民，都是一些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独居老人。这些老人无依无靠没有收入，靠政府的援助金以及一些慈善组织提供食物和日常用品过生活。有些老人因为收到的食品分量太多吃不完，或捐赠的用品不适用，不舍得丢弃；也知道这些都是社会上善心人士捐助的物品，不敢浪费，只好堆积着。有些老人则出外去捡一些他们认为可以卖几个钱的东西，堆放在狭小的组屋内，等待时机卖出。

由于老人一般身体衰弱，无力打扫和整理房子，日子久了，杂物越积越多，难免会发出一些异味。张副教授所描述的晒衣服、晾被单夹杂着猫的尿臭的独特气味，不过是这些组屋居民日常生活的写照，和清洁工有没有勤于打扫并没有任何关联。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公平、平等，因为每个人的出生背景和家庭、际遇、才华与强项都各不相同，如何公平竞争？如何平等对待？况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标准各异。当然，我们依然对建立一个比较公平和平等的社会有一种追求和向往，阶级分化或固化，将会撕裂社会，使人民对立。

杨萌在文章的最后第二段谈到各种名称，如：名校、邻里学校、奖学金得主、外劳、外来人才……，还有淡化歧视而用的“特别需求”“弱势团体”等等，认为这都是我们“不经意的势利眼”（日常生活中流露出不以为然）所贴上的各种标签。笔者不敢苟同这点。这些名称并没有什么问题，不应该上纲上线、矫枉过正；如果说这些名称有高低之分，诚如杨萌所言，也是潜意识的，是人的固有观念在作祟。

若为了要避免这种潜意识的，使用具有高低之分的名称，那我们又该如何称呼这些群体呢？“名校”“邻里学校”一律称作“学校”？“外劳”“外来人才”一律称作“职工”？“特别需求”“弱势群体”一律称作“群体”吗？这些名称不过是我们对不同群体的一种区分和识别，是些“中性”名词，不应将之与身份标签挂钩。

（作者从事秘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