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场严重的冲突已酝酿很长一段时间。与美国的说法相反,问题不在于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双边贸易逆差,而主要在于困扰两国的宏观经济失衡:中国储蓄太多,而美国则储蓄过少。上述储蓄差异导致了双边努力所无法解决的多边贸易失衡。

美国在2017年对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出现逆差,而2016年,中国对169个国家存在贸易盈余。挤压赤字国或盈余储蓄国多边失衡的某个部分,只会使这些失衡被转移给其他贸易伙伴。对美国而言,这将导致更高的进口成本,类似于对消费者增税所起的作用。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增加对其他市场的出口渗透率。

执着于双边贸易失衡的指责游戏,忽视了这可能是一种典型的相互依存之争。

诚然,中国长期依赖美国作为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主要外部需求来源。但美国也同样需要从中国进口低成本商品,才能维持其收入有限的消费者的收支平衡;美国还依赖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买家,来协助平衡长期的政府预算赤字。此外,作为美国第三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国已成为美国企业日益重要的需求来源地。

相互依存的框架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共同解决和相互妥协的必要性。与人际关系一样,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能会破坏稳定,并最终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当伙伴国之一改弦更张时,感觉受到轻视的另一方就会作出激烈的反应。

现阶段,中国是变革的推动者,它将增长模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出口转向内部消费,并从进口技术转向自主创新。同时,中国也正从盈余储蓄转向储蓄吸收,从而减少对美国这个赤字伙伴国的贷款。

对自己处境感到不安的美国,感受到来自伙伴国的威胁,因为这个伙伴国正在改变彼此关系的规则。虽然特朗普对这些威胁所采取的行动,远比他的前任更加激进,但毫无疑问,美国两党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

根据新闻网站爱可信(Axios)于2018年9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在长期以来一直最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中,有高达80%的党员认为,提高关税将会对美国有利。副总统彭斯和前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等主要共和党人警告称,美国可能与中国爆发新冷战。而民主党人则一致认为,中国已经放弃其作为全球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在这个威胁和反威胁不断升级的时代,绝不能忽视妥协的必要性。特朗普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会晤,提供了一个机会,将这场冲突重新定义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所面临的战略挑战。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四种可能的途径。

市场准入:经过长达10年的曲折谈判,美中双边投资协议(BIT)即将取得突破。双方均须做出让步。美中双边投资协议将提高两国跨国企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上限,从而消除中国充满争议的合资机制。美国一直坚持认为,这种合资安排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技术转让的机制,而在我看来,美国的这种坚持没有道理。双边投资协议还将扩大中国对美国注册资产的所有权,从而对最近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监督权力的反华立法提出了挑战。

储蓄:两国均须致力于负责任的宏观经济调整。美国须增加储蓄,彻底逆转去年不合时宜、规模过大的减税所强化的不计后果的预算崩溃走势。重建储蓄,而非关税,是减少与中国或其他任何贸易伙伴贸易赤字的最有效策略。同时,中国须减少储蓄,利用所积累的海量资金建设该国的社会安全网,这对于消费者主导的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

网络安全:数码领域是信息时代的主战场,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习近平于2015年9月所达成的协议,显然不足以缓解网络间谍、黑客攻击和破坏活动所造成的持续紧张局势。两国应带头制定一项全球网络协议,它应包括网络入侵、减少攻击目标和健全的争端解决机制等综合指标。

对话:早前在北京和海湖庄园进行了两次面对面会谈后,两名领导人再次举行会晤,无疑是件幸事。这些会晤遵循更为正式的安排,如战略和经济对话。但所有这些努力其实都逃脱不了偶发的性质,虽然光彩夺目,但却缺少实质。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就关键政策问题(包括数据共享、联合研究和公私协商)展开全天候合作,将会是更富于成效的举措。

鉴于美中之间近期充满争议的事态发展,人们很难对双方取得有意义的突破保持乐观。应当对照一份实质性的内容清单来检验特朗普和习近平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的前主席,著有《失衡:美中两国的相互依赖》(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

英文原题:An Agenda for Resolving the US-China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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