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政府越发强烈担忧中国的先端技术，会作为军事力量决定今后的中美关系。

坦率地讲，这是美国对霸权交替的恐惧，美国意识到和奥巴马政府时期不同，中国的力量正接近美国，已经带着现实的意味渗透到华盛顿的要处。或许因为军队、安全保障政策相关人员引领着舆论，从议会到政府各部门广泛地共享这个问题意识。

结果，各个部门出于对美国的竞争力、安全保障的担忧，在短短数个月内各自逐渐制定出管制目标。根据去年夏天制定的国防授权法加强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权力，也加强了以财政部主导的直接投资审核体制；同时也成立了出口管制改革法，强化了管理新兴技术以及基础技术的框架，今年春天新的管制有望出炉。

除此之外，司法部也正式开始启动应对黑客通过网络攻击窃取技术的对策，去年12月追诉了两名攻击美国政府的黑客。还有，不久将发布要求民营企业将中国制造的通信设备，从5G通信网排除的总统令。

议会也有动作。民主党的沃纳和共和党的鲁比奥这两名参议员在1月4日联名提交法案，建议应该在白宫新建管辖关键技术和安全保障的部门。在该法案中，建议新部门不仅可以指挥跨部门的技术管理，还包括重新审视对全球供应链依赖在内的长期战略构想。

如今，美国面对的是为了安全保障，社会究竟需要负担多大的经济成本。从安全保障的理论来讲，保持优势，保护技术和信息在先，至于经济合理性为其次。但是，因为国际化、资本和人员的移动不断深化，供应链错综复杂，在现代社会，先端技术都是以公开的形式下进行的，究竟管制应该如何存在，管制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准备的对应比较深入，甚至将中国从供应链排挤出去的脱钩理论，也在不断加强。

反过来，这些虽是美国国内的管制，但也会波及以日本为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比如，半导体领域可能会给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的企业带来严重打击。如果很多企业将生产据点从中国转出，或许东南亚会获得投资而受益，但整个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减速等负面影响或许会更大。

以上的诸多管制，不是根据各国的一致意见形成的规则，而是美国政府制定并加以实施的，这不同于规则主导的国际秩序，对在美国做生意的成为“人质”的企业来说，没有更多的选择。

然而，中美谈判在3月1日之前是否能实现首脑会晤？还是到期而不发动追征关税延期谈判期限呢？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包括美国股市在内来自市场的压力，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确实，只有特朗普可以改变美中谈判的方向。总统的决策也许有可能背叛那些主张美国第一的经济民粹主义者，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当作成果来宣传的交易，才是最大的魅力。但是，能让特朗普态度逆转的，只不过是被称为“贸易战争”，表面上是美中谈判而已。政府主导的管制在不断推进，议会对中国的警戒论也不会轻易解除。

换句话说，对中国谈判和对中国政策会不断分离，仅此而已。如果只是看特朗普的行动，难免会看错问题的本质。

（作者是日本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