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目睹先进民主社会有意识地走进一场可以预测也可以避免的国家灾难，是一种罕见而令人震惊的经历。多数英国政客都清楚，无协议脱欧将会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他们并非是闭着眼睛走向深渊；他们的眼睛完全是睁着的。

一小撮被蒙蔽的空想家，对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前景并不在意。有些右翼沙文主义梦想家，在部分新闻媒体的怂恿下，认为敦刻尔克（Dunkirk）战役的斗牛犬精神，能够战胜早期的挫折；而尽管大英帝国荣光不再，但英国很快就将作为伟大的准帝国强权再度统治海洋。左翼新托洛茨基分子（Neo-Trotskyists），包括主要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内，似乎认为灾难将促使英国民众最终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

左翼和右翼的多数政客，包括脱欧公投前曾支持留欧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对局势都有着更清醒的认识。然而，几乎所有人都拒绝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英国滑向灾难性的无协议脱欧。寻求延迟脱欧或考虑除了特雷莎·梅不受欢迎的脱欧策略外其他方案的议会提案，均遭到否决。

党派政治、强硬媒体，以及不可思议地漠视不列颠群岛以外的一切事物，显然已经瘫痪了英国政界人士的集体意志。他们非但不采取行动避免最坏情况，反而自欺欺人地认为，更多的谈判和布鲁塞尔的更多让步，将在最后一刻以某种方式救英国于水火。

如此独特的民族自杀景象，虽然不同寻常，但也并非完全史无前例。日本在1941年滑向与美国的灾难性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诚然，这两者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英国并没有威胁要与任何人开战，尽管人们在闲聊时，常常不无怀念地提起喷火战斗机（Spitfire）和敦刻尔克；而当时的日本民主，就像过去那样，几乎被军事派系和专制国家控制所扼杀。但两者间的相似之处，仍然显而易见。

在准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多数为中层军官的鼓动下，只有少数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实际上希望与西方开战。包括陆军和海军上将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家都知道，挑起与占尽优势的军事和工业强国的冲突，不啻为疯狂之举。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无法或不愿阻止它。一些人甚至机械地模仿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激进分子的极端言论，有点像特雷莎·梅逢迎强硬的脱欧分子。

珍珠港偷袭行动的主要战略制定者，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一个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并深入了解美国的智者，曾明确反对日美战争。尽管怀揣谈判能阻止全面战争爆发的希望，他仍然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制定了袭击计划。儿子曾是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的时任首相近卫文麿亲王，同样希望能避免与美国的战争。他不断要求美国人举行更多会晤，同时发出令人困惑的信号，并希望美国作出日本强硬派所要求的近乎不可能的让步，因为他自己太过软弱和优柔寡断，根本无法与强硬派抗争。

当时不断爆出设定或延长最后期限的讨论，就像英国脱欧谈判之于欧盟一样，美国人根本就搞不清日本人真正想要什么。事实上，就连日本人自己都搞不清。亲眼目睹灾难迫近，但却拒绝采取行动者的最后希望，是与美国的进一步谈判能够拯救他们。最后，美国人厌倦了谈判。结果就是数百万人死亡，以及日本几乎被彻底摧毁。

日本民众得知珍珠港袭击事件后的第一反应是某种解脱。最后总算有了一点头绪。任何事情都比无休无止的犹豫不决好得多。现在日本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日本式的斗牛犬精神或许能以某种方式让他们渡过困境。就像英国人一样，日本人同样对“光荣孤立”抱有某种变态的渴望。而且，与西方帝国主义开战，至少比试图用大屠杀来征服中国人更加光荣。

无协议脱欧很可能会对英国人产生类似的影响。我们不能责备民众对国会的争吵和与欧盟没玩没了、似乎永远不会有结果的谈判，越来越感到厌烦。人们忍受不确定性只能到一定程度；知道会发生最坏情况，反而是一种解脱。

尽管并不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压制日本舆论的审查制度的限制，绝大多数英国媒体，却和日本的战时媒体一样崇尚强硬政策。长达数十年的反欧盟宣传，或许已经说服许多英国人忍受硬脱欧所带来的贫困后果。毫无疑问，很多人会将物质匮乏、价格高企、入境口岸排起长龙以及失去工作，归咎于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就像日本民族主义者仍然责怪美国在珍珠港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

然而，即使所有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就像偷袭珍珠港所带来的兴奋消退后日本所经历的那样，英国人的梦想也很快就会破灭。英国城市不会遭到轰炸。英国不会遭到入侵和占领。希望不会有人因此而丧生。但英国的影响力却将被大大削弱，其经济将会萎缩，而绝大多数人将会更深地陷入困境。硬脱欧背后的主要人物，如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和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等，也许会过得不错。但仅仅指责他们根本没有用，最应当感到羞愧的是那些了解情况，但却没有付出足够努力加以阻止的人。

（作者Ian Buruma是一名作家，新著是《东京浪漫史：回忆录》（A Tokyo Romance: A Memo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