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为关注2011年大选后的政治新常态，就不难发现改变的巨大。首先，当然是政府政策调整所引发的反应；其次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围绕替代政策的交锋。

对普通人来说，层出不穷的配套措施，真的会使人有应接不暇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政府的宣导持续不断，有时依然出现沟通失灵的情况。可想而知，要一般老百姓，对如此众多的政策改变看透，可真的没那么容易。

政策当然有好有不好。但从治国的角度看，更多是有所取舍的选择。因而评断一个政策应否被采用，关键在于是否利国利民，兼具可持续性的运作空间。

百年前，当马克思主义席卷全球时，社会主义政纲被认为是最科学的。苏联70年的共产实践，中共30年无产阶级专政，无不揭示这是一条死胡同。同样的，西方世界为了化解资本主义经济所引发的不平等，二战后采取福利主义政策，一些国家因此债台高筑。再看看近年因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委内瑞拉，正面对国家破产之灾。这些都是最好的历史教训。

新加坡建国半个世纪，有幸走出另一条生存与发展的道路。当政者既不追随共产路线，也不学西方化解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福利主义对策。这就说明，国家政策可以有多种形态，一旦脱离实际，势必让国家和人民深陷苦难。

对国家政策的看法与争论，无人会质疑它的必要性，理论上也存在更好的替代政策空间。

建国初期，新加坡出生率一度超过5，因而推行节育政策；进入新世纪，出生率早已低于替代水平，转而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又如早期国民失业率高，不需要开放的外劳政策，但当国家进入经济腾飞面对劳动力短缺后，实行引进外劳的政策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种表现看似矛盾的政策，实为量变到质变的过渡。

如今的问题是，不论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税务、教育等层面，新加坡已发展到相当完善的水平，且体制的设置与繁衍，皆有着不容忽视的成效，提出替代政策变成十足的苦差。因为任何的替代政策，如果只是理论上可行，而现实无法实行（如全民免费教育、医疗、养老金制等）；局部可行但整体效应出现反效果（如人口政策的零增长）；现阶段是好的，却必然造成长期的不可持续性（如建国与立国一代医疗配套开支）等，都将意味着政策的不足。

概言之，评断当前的政策，不外是针对现有做法与表现，就其不足之处作调整；在可行政策的现状中加以优化；又或者因政策的不可持续而改变政策方向。

就像公积金政策，60多年来的演变，早已与当初体制设计的目标相去甚远。但无人能否认，尽管过程中改变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都知道公积金制度是好的，问题只在于政策措施的繁衍，让体制和机制变得多面且复杂难懂。

这里就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可以关注，一是如何让现有政策更符合改变的需要；二是如何让政策措施更容易了解与执行，前者涉及政策调整，后者关系政策优化。而只有当国情出现了根本改变，才是设计新体制之时。

近年来，的确有人认为，公积金的钱是自己的，退休后要如何处理是个人的权利。站在权利的角度并没有错，可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善用公积金更关系社会公共政策的可持续性。

环顾当下的在野党，为应对政府的政策改革，各有招数。工人党意图奋起直追，希望在替代政策赢得一席；其他在野党，则不忘批评政策改变存在弊端。有厉言指责，也有试图沾光，当然也有强调自身替代政策更可行的声音。

随着下届大选的临近，新的一波政策优劣比拼再次露出台面。可以预见，这种态势还会延续。换言之，谁在引领政策调整、改革与创新？谁又在原地踏步或鼠目寸光？更有谁为了赢得选票而大打民粹牌？

比如，针对国家税务的政策主张，是从经济、财务、社会的需要与可持续性为考量，还是简单以增减税率为政策主张，便存在截然不同的政策思维。稍有国家财务政策知识的人都知道，简单地试图通过税务增减作为政党政纲，是一种极其缺乏常识与整体对策思维的产物。

近年来，民粹主义政治泛滥成灾的例子，比比皆是。这股政治歪风是否会冲击下届大选？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