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减速备受关注的情况下，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3月5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受人瞩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将通过财政刺激经济政策摆在突出位置；同时公布了以生产增值税（增值税）从16%下调至13%为中心的各种减税措施，规模超过去年的1.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达到1.5万亿元（约3030亿元）。

虽然对财政赤字率框架维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但是允许赤字率高出2018年的2.6%，提升到2.8%。预计财政赤字的增加部分将由发行国债来弥补。虽然没有对国债的发行额提出具体的数值目标，但是对于一度抑制发行的地方债券，则从1.35万亿元大幅度增加到2.15万亿元。

在工作报告中，基于对雷曼冲击后所采取的一味刺激需求政策的反省，可以看出经济刺激政策手段的变化。改变以往政府下令增加投资，然后通过金融进行支援的做法，此次提出通过减税刺激消费需求，由中央银行大量购买国债降低利率，支撑景气发展的方向。

这里有一个焦点，就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联合。今年1月16日，财政部国库司副主任郭方明表示，通过大量购买国债来增加市内资金，暗示有可能实施金融缓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贯主张积极金融放宽政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批评政府把财政赤字控制在3%框架内的均衡财政的做法。他反复发言，主张政府应该积极出动财政支持金融放宽。

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作为金融政策的手段中，购买国债没有占重要的地位。例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总额分别为54%和84.7%，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仅仅是4%。这和发达国家相比，因国债持有主体有限，流动性不足所致。因此，人民银行正式大量购买国债，也意味着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实施更加灵活的金融政策。

另一个关键点是，这样的议论，也是近年来在日本也关注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西姆斯教授（Christopher Sims）所提倡的“物价水准的财政理论”（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的体现，即克服通货紧缩和不景气的问题，仅仅采取金融政策并不足够，也要采取和财政联合的办法，中国政府的做法呼应了这个理论。可以认为，上述主张积极购买国债的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安倍经济以后的日本宏观经济政策。

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财政和金融之间的联动，但实际上等同于承认了该方针的内容。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和2019年相比消费物价指数（CPI）要提高3%左右，而且城市新就业人数目标是1100万人以上。这两点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提及，但是在增长率呈下降的当儿，制定和去年同样的数字目标，有其意义所在。首先关于CPI，如果考虑2019年2月的数值比上年仅增长1.5%的情况下，提出3%左右这个目标，明确彰显了政府要大胆实施金融缓和的态度。

国债和地方债券的发行额增加，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债务过剩问题加剧的风险。如果市场对债务风险的担忧蔓延，说不定会导致国债和地方债券利率上升。但是，如果同时通过金融放宽来实现年通货膨胀率在百分之几左右的话，可以期待不仅能抑制实质利率的上升，政府和民间的实质债务余额对GDP的比例反而会减少。

另外，与经济增长率一起通过创造新就业机会来确保雇佣目标，这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背景是，以依赖大量进出口的产业为中心，雇佣机会大幅缩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据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等发行的报告《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贸易、进出口产业的雇佣整体分别下降了55%、40%，特别是西部地区同产业的雇佣分别下降了80%、77%，事态十分严重。同时，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的推算，2018年中国的总就业人数为7.75亿至7.76亿人，时隔58年与前年相比有所减少。

对于最近中国政府向宏观景气对策大幅度的转变，批判的声音也很强烈，认为这将推迟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结构改革”。但是，此次的一系列措施与其说是雷曼冲击后所采取的一味的经济刺激政策，还不如说为了实施在中国推动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所使用的精干的财政、金融政策，而进行的政策手段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的一系列景气对策绝不是与结构改革实施相矛盾的，可以认为是为了提高实施可能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作者是日本神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