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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的世界，历史没有走向意识形态博弈的终结。反之，不同国家的不同政体，却因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差异，涌现新的博弈态势。由此我们看到国际格局正朝向多维度的激化演进，原有的矛盾与分歧，变得更加难以协调与掌控，世界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分化对立。

我们正处于一个旧秩序在撕裂，而新秩序远未形成的聚变大时代。触目惊心的时代特征，就是不确定性的遽增正迎面而来。

这就是为什么，二战后行之有效的国际秩序，再也无法顺畅运转；全球化面对大逆转，弊端百出，困难叠加；民族国家利益再次排前；大国博弈走向敌对；国民与社会更因种族、宗教、语言文化造成新的撕裂与对抗，以致民粹政治席卷全球，政治乱流到处肆虐。

面对这样的世界，周边国家也在变。从四年前泰国军人的干政到近期的重回宪政；马来西亚一年前的变天到希望联盟执政后的改革乏力；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态中的世俗与极端势力的博弈难解；台湾九合一选举涌现新韩流，寻找政治困局出路的比拼在加剧；更不必说近期香港“反送中”事件的爆发到持续恶化等，无不从不同层面揭示着，政治体制的确立、政权的产生与维续，都在面对难以攻克的治理难题。

这也意味着，尽管国情和体制有别，治理成效是否到位，治理能耐的软肋与短板，皆已成为全球国家和地区共同面对，能否跨越与征服的最严峻挑战。

我们不得不说，现实的世界，无情地凸显政治的浑浊、无能与无奈。但与此同时，纷纷攘攘的世界，也在驱使世人着实需要更好的探究政治的本质与功能。这就是如何回应：治国难和治好国更难的问题。

这样的事态发展，无疑可提供新加坡人认清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对半个世纪以来的建国历程，到底有着怎样的利弊与得失；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改变，周边国家的变化，又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教训与借鉴。

确实，新加坡曾被批评为实行威权治理的不民主国家，部分国人也曾一再指责治国者的过度高压治理。可是，看看如今的外界，新加坡能有今日，我想，应当会有更多的国人清醒认识到，没有及时的有效治理，就不可能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

我们都知道，独立初期的政治对立；猖獗的私会党动乱；紧绷的族群关系；贪腐横行，法治不彰等种种严重社会课题，无一不考验着治国者的能耐与智慧。治国者面对的困难，并不亚于当下周边国家所面对的挑战。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走出与众不同的治国成效，并非仅是实行强权治理，而是因为采取果断有效的政策和策略使然。

确实，新加坡能具有今日的成就与体制文化，值得庆幸。但历史的经验，总是提醒人们，国家治理既可以从乱到治，也可以从治到乱。虽说乱世用重典，事实是，重典未必能治乱世。对比新加坡与众多国家的规章法典，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之所以能造成不同的效果，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领导者的政治诚信与施政能耐。这一点，熟悉新加坡历史与成功治理的有识之士，皆能道尽个中“秘诀”。

在我看来，其中包含的治国秘笈，一是不停留于立法，而须执着于让相关者自觉自动守法。即体现在对任何违法行为，予以公正不偏的严办，并推进立法与执法的完善；二是在政治层面，既防微杜渐，也为不同声音设置求助管道与宣泄的出口。好的政治未必是最佳民主，但政治化和民粹却必然是民主政治的毒药。

当下，新加坡正面对经济下行，转型困难重叠的重要时刻，而下届大选也日益临近，不难想象，由此引发的政治与社会课题，势必与日俱增。如此情状下，国人该如何思考与行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想要怎样的新加坡。

面对世界大变局，你已经明晰该怎样做了吗？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