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

据《联合早报》报道，今年印度尼西亚大选中败选的普拉博沃，终于在7月13日承认现任总统佐科胜选。

自5月印尼选举委员会公布正式计票结果以来，对立双方围绕选举结果产生争议，并先后展开了两轮对决。先是普拉博沃的支持者通过发动街头运动来抗议选举结果，但街头抗议很快演变为骚乱，最终被警方驱散；随后普拉博沃以大选存在舞弊为由，向印尼宪法法院申诉，要求宪法法院判定此次总统选举结果无效。宪法法院6月底做出裁定，普拉博沃指控选举舞弊不成立，佐科合法赢得选举。

两轮对决过后，虽然选举结果已成既定事实，但只要普拉博沃一天不承认败选结果，潜在的社会冲突就有爆发的可能，社会各界的普遍忧虑也就不会消散。公众不仅担心潜在的社会冲突，会给印尼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更担心来之不易的民主，可能因此而出现倒退甚至夭折。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普拉博沃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公众久悬的心似乎也可以放下了。

普拉博沃最终承认败选结果，将产生三大积极影响。其一，就经济发展而言，此举对印尼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国内外的投资者都将因此而产生积极预期；其二，就短期的政治影响而言，此举为当局与反对派的和解与合作创造了前提，大印尼运动党副主席、普拉博沃之弟哈希姆证实，该党可能加入执政联盟；其三，就长远的政治影响而言，此举将会对印尼的民主巩固产生积极影响，因为“输者的同意”（losers’consent）对于民主的运行与巩固至关重要。

“输者的同意”为何重要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民主选举就是一场“权力游戏”。然而与其他类型的“权力游戏”（如靠枪杆子）相比，民主选举是“和平的权力游戏”，对程序和参与者的素质有着更高要求。

靠枪杆子竞争则属于“暴力的权力游戏”，没有固定套路和程序约束，欺诈、突袭、渗透等方式都可能会被采用。而民主选举的“权力游戏”则不然，顺利玩下去的前提，就是竞争双方同时自愿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

首先，竞选胜利者要尊重失败者的权利，上台后不利用权力优势（政府资源）对失败者“秋后算账”。在所有政体中，当权的统治者都可能利用手中现有的权力来打压、清除、甚至是血洗其反对者。

民主政体当然也不例外，至少从理论上来讲，所有的民主政体都面临着相似的考验，即当权者可能利用自身的执政优势，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来弱化反对党，从而使其失去有效的挑战潜力，最终导致民主的名存实亡。

就像牛津大学的保罗·科利尔在《战争、枪炮与选票》中所言：“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也有针对当选政府的权力制衡机制：胜选者不得镇压落选者……假如赢家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选举就成了事关生死的博弈。假如这场殊死竞争本身缺乏实施规则的制约，那么候选人就会被迫采取极端行动。这样的结果不是民主：我把它称为‘疯狂民主’（democrazy）。”

其次，失败者要“认赌服输”，尊重选举结果，不利用制度外的手段（谋求）推翻当选政府。表面看来，失败者似乎更容易认同选举结果，因为失败者如果选择背离的话，要面对较大的风险（包括道德风险、政治风险、甚至是人身风险）。但实际上，对于建立一种可持续性的良性竞争，失败者态度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胜利者的态度。

道理很简单，如果失败者不尊重选举结果，不仅会给自身带来各种风险，更重要是它可能给胜利者创造出实施镇压的机会和借口，从而将胜利者引向（或重新推向）独裁统治的宝座，最终导致民主崩溃。

在谈到近代西方的民主演进过程时，美国政治学家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发现，作为弱势一方的工人阶级，对民主的生成与拓展的作用，要远比作为强势一方的资产阶级重要。因为只有当工人阶级接受了宪政民主的规则之后，民主才可能成为“城中唯一的游戏”；而一旦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背离宪政民主的游戏规则，即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再强大，民主之路也难免充满崎岖与坎坷。

因此，在政治博弈中让输者同意很难，因为古往今来在政治中的失败者，都是想着如何推翻现有格局。而输者的同意的意义则在于，它改变这种自古以来的政治逻辑。就此而言，普拉博沃最终选择承认败选结果，遵循了民主选举的游戏规则，其对印尼的民主巩固的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

“输者的同意”如何可能出现

民主竞选要求输者和赢者都遵守游戏规则，对双方的道德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比道德素质更重要的是，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确保“输者的同意”，让竞选中失败的一方接受败选结果而不去颠覆民主制度。

首先，中立性的司法机构必不可或缺。在选举结束之后，如果输者认为选举过程存在问题，就可以向有关司法机构提出诉讼，以司法手段解决政治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构（如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等）的仲裁作用就凸显出来。比如普拉博沃在发现街头运动失控之后，就呼吁支持者停止抗议，转而向印尼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请求。

其次，明确的任期制至关重要。如果宪法法院做出了不利于输者的判决，又该如何确保输者继续尊重民主游戏规则，而不是将其打翻呢？或许最有效的制度设计是对当选者（赢者）规定明确的任期限制，让输者形成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对此，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说得非常明白：“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制度会为相关的政治力量提供一种远景，使之服从目前不利的结局，以促进未来的利益。政治力量相信，组织民主竞争的制度框架，会允许他们在将来继续推进其利益，因此而接受眼前的失利。”

通俗来说，输者之所以会接受眼前的败局，是其相信未来还有翻盘的机会。这其实有点像赌徒“愿赌服输”式的心理，虽然这一局我输了，但说不定下一局就能扳回来。

与大多数总统制国家一样，印尼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此次佐科将开启的是其第二任期，同时也是最后一届任期。因此，普拉博沃显然是将目标和希望押在了2024年总统选举上。

今年4月，在被问及此次总统选举是否会是其最后一次参选时，普拉博沃回答说：“我相信生命有起有落，也相信天命。我会继续为民服务……马哈迪也还在为民服务。”普拉博沃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他以94岁的马哈迪自勉，意在表明就算输了，五年后还是会卷土重来。大印尼运动党副主席、普拉博沃之弟哈希姆也在近期表示，不排除普拉博沃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除此之外，现实的力量对比也是普拉博沃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除大党之外，印尼政坛上的诸多小党往往有“随风倒”的传统，支持落选总统候选人的政党，往往会在选后转向胜利方投诚。原来支持普拉博沃的盟党纷纷转向投靠执政联盟，这也使得普拉博沃不得不接受现实，因为与死扛相比，加入执政联盟还是能获得不少现实利益。

最后，除了双方握手言和之外，会面地点的选择也颇具意义。佐科在大选中主张招商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普拉博沃则主张限制外资、不靠外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谁都明白，在印尼这样一个后发国家，不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本不可能实行。因此，普拉博沃这些带有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不仅给佐科阵营带来不小压力，还给外来投资者带来不少忧虑。

而此次双方将会面地点选在今年3月刚通车的印尼首条地铁线上，显然经过精心选择。此举意在向外界释放明显的信号，双方可能已就基础设施建设达成共识，外国投资者悬着的心也可以放下了。

作者是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普拉博沃最终选择承认败选结果，遵循了民主选举的游戏规则，其对印尼的民主巩固的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