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香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特区政府仍然依靠少数垄断资产阶层，而没有充分听取广大居民的意见，香港民主政治发展必然会误入歧途。虽然特区政府提出了增加土地供应面积，设廉租房的施政纲领，但是，大错已经铸成，由于特区政府得不到普通居民的大力支持，特区政府已经失去了对香港政治局势的控制力，香港已经进入半无政府主义状态。
香港每次爆发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几乎都与政治转型有关。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拒绝接受三权分立的方案。因此，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应当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过程中，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所发布的每一份施政报告都充满了争议。首任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明确表示，要解决中下层居民的住房问题，通过新建廉租房，让中下层居民“居者有其屋”。然而，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特区政府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很快失去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支持。
部分学者认为，香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就在于，特区政府没有坚持实行精英政治或者专业精英分子政治，结果导致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香港回归之前根本没有所谓的民主政治，回归前夕，香港总督为了扰乱香港的政治秩序，提拔了一大批本地居民，并且搞所谓的民主改革。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回归之后实行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规定了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办法，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实现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直接选举、立法会议员普遍选举。然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所规定的选举规则，和香港经济状况产生了巨大的落差，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撑香港民主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香港回归之后，自由资本主义很快变成垄断资本主义，香港经济资源掌握在少数垄断资本家的手中，如果实行普遍民主选举，香港民主政治有可能会变成彻底清算垄断资本家的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在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坚持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实行选举人制度，由社会各界精英分子组建选举人团，共同选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这本来是维护香港政治稳定的有效方案。可是，由于反对势力崛起，一些政党和政党领袖提出政党选举和普遍选举的主张，并且希望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议员选举中实行普遍选举，结果导致香港民主政治改革变成了社会对立的导火索。反对派提出的理由是香港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应该实现香港居民当家作主，改变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选举规则，在香港实行普遍选举制度。
正是由于香港反对派人士极力鼓噪，使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几乎变成闹剧。由于香港在民主制度改革过程中仍然实行精英政治，各界别代表选举产生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结果导致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迅速演变成为撕裂社会共识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本来是为了寻求共识，凝聚共识，巩固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可现实情况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为香港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面对反对派的步步紧逼，只能步步退让，执政能力不断减弱。如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导致候选人不得不公开表示自己只是“打工者”，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公信力消失殆尽。
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香港实际上已经处于半无政府状态。社会各界通过立法会选举进行政治博弈，反对党以及境外反动势力代理人在立法会选举中寻衅滋事，已经进入立法会的立法会议员以极其嚣张的姿态，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
香港在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没有实现从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的转换，根本原因就在于香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非但没有改变香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反而进一步巩固了香港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香港民主政治改革非但没有凝聚人心，反而成为割裂共识的动乱之源。
而精英分子在香港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希望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积极参加香港的民主政治选举，可是另一方面却发动基层民主，对抗特别行政区政府，使特别行政区政府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部分学者认为香港应当坚持精英分子管理香港的基本原则，应当把精英分子和专业精英分子管理香港的制度贯彻落实下去。这可能是异想天开。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之前，中央政府的确考虑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原则，在香港继续保持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但香港末代总督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偷梁换柱，通过所谓民主改革，拆除了香港回归的“直通车”。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附件所载明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则，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即便如此，反对派仍然得寸进尺，在政治选举中不断地制造事端，使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变成社会分裂的政治活动。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香港末代总督修改香港的选举规则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就在于，香港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如果继续实行精英分子管理制度，只会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矛盾和分歧，形成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匹配，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次，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民主选举过程中，能够充分听取中低收入阶层的意见，满足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按照现有的规则，让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进入决策机制之内，有可能会缓和社会矛盾。然而，民主选举很快变成了投入巨大的金钱选举，普通居民根本没有能力参与民主选举，只能作为旁观者。
当选举结果公布，那些代表既得利益基层的政治人物当选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失望可想而知。普通居民没有办法进入决策体制之内，也没有办法改变现有政治体制，因此，只能把自己的不满，通过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表达出来。
当反对派势力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试图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时候，那些收入增长缓慢、生活压力不断增加的中低收入阶层居民，自觉自愿地走上街头。
如果说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赞成反对派的政治主张，可能是不了解香港政治基本情况，绝大多数走上街头参加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香港居民，实际上是对自己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改善而感到愤怒，对特区政府的软弱无力而感到失望，对政治体制感到绝望。他们迫切期望改变这种状况，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对于那些走上街头的中低收入阶层居民而言，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因为大陆游客的增加而改变，也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受到外来人口的威胁，他们希望社会保持稳定，自己的收入不断增加。反对派势力实际上是借助于香港回归之后，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而积累的不满和愤怒，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香港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和绝大多数参加者的政治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游行示威活动组织者利用普通市民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香港不可能回到从前
当一次又一次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无法改变政治体制的时候，反对派势力决定铤而走险，发动香港高等院校大学生，以极端的方式冲撞特区政府和现有的政治体制，企图以公开极端的犯罪行为，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香港发生的一切，不可能逼迫中央政府作出让步，当然更不可能迫使中央政府放任自流，让香港举行所谓的直接选举。
部分学者天真地以为，香港可以回到从前。实际上，香港不可能回到从前。精英分子统治香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特区行政长官竞选的纲领来看，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当作是普通“打工者”，试图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循规蹈矩，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正是由于特别行政区政府软弱无力，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动辄得咎，面对立法会和司法机关的相互掣肘，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不断请示汇报，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中央政府能出面解决问题。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让香港社会各界民众把对特区政府的愤怒，逐渐地转移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的身上。香港高等院校一些青年学生，试图通过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甚至提出了香港独立的政治纲领。
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香港精英分子如此不堪，当所谓精英分子政治彻底变成街头暴力政治，中央政府一定会改变现有的政策，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恢复香港的政治秩序。
香港问题并非是否坚持精英分子政治的问题，而是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能否做到政治与香港的经济相匹配。如果香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特区政府仍然依靠少数垄断资产阶层，而没有充分听取广大居民的意见，香港民主政治发展必然会误入歧途。
虽然特区政府提出了增加土地供应面积，设廉租房的施政纲领，但是，大错已经铸成。由于特区政府得不到普通居民的大力支持，特区政府已经失去了对香港政治局势的控制力，香港已经进入半无政府主义状态。
解决香港存在的问题，必须考虑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要想改变香港经济出现的问题，必须依靠绝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政治的途径与垄断资产阶级抗衡，才能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香港分配不均的问题。
香港社会资源有限，政治空间有限，特区政府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照顾到各方面利益，尤其要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站稳脚跟，才能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步一步地引导香港民主政治发展步入正轨。
很显然，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问题不能依靠特别行政区本身，中央政府必须全面研究香港民主政治发展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团结香港的垄断资本家，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香港未来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必须广泛团结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增加中央政府向香港派驻机关的工作人员，深入香港各个阶层，了解普通居民的所思所想，解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香港再也不是商业城市，香港已经变成是非之地。精英分子早已远走高飞，香港已经变成境外势力颠覆中国的大本营。
香港的颜色革命充分说明，任何一个地区政治的发展都有自身的逻辑，如果违反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忘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作者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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