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乱局已持续两个月，最终大有惨烈收场的可能。

目前，抗议者向特区政府提出了五大诉求：一、彻底撤回《逃犯条例》；二、撤回“612”暴动定性；三、承诺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及元朗暴力事件；五、全面落实双真普选。

但抗议者们却闭口不谈自己队伍中的施暴者。他们的逻辑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换而言之，即便游行者中有激进施暴的成分，责任也在政府。

香港事态虽然由一个法案引起，但发展至今，游行、示威和暴力反应出来的是从诉求、不满到愤怒和绝望的转变。

再政治愚钝的人也能看出，抗议运动的指向已远远超出法案本身和香港本土的范畴。

“一国两制“的初衷

其实，“一国两制”的实践在中国早已有之。譬如，殖民列强在中国建立的“租界”；上世纪30年代存在于中华民国内的中共“苏区”，还有1951年中共处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等。

针对港澳台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则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的事。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随着之后邓小平的美国之行，北京正式向西方敞开国门，但两国合作的主要领域还是集中在全球和地区战略问题上。

在国内，中国告别文革的“十年浩劫”，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共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至经济建设后，最亟需的就是境外的资金、技术和经验。

同时，中共对打开国门后带来的政治冲击还是具有清醒认识，并有所准备的。建国头30年的理政实践（特别是十年文革）导致严重的“信仰危机”，因此，中共亟需提出新的口号来重塑威望和凝聚人心。

这就是当时“经济建设”和“振兴中华”口号出台的大背景。

这样的考量可谓煞费苦心，因为一直执行“计划经济”的中共，并不知道如何操作资本和市场。据说，改开初期只好动用党内高层干部的海外亲朋关系，譬如叶剑英家族，荣毅仁家族等。

总之，中国虽然向西方打开了国门，但对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体制还是相当戒备的，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不仅与中国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其发展过程和经验在中共眼里更有借鉴意义，因而也是大陆学习的首选对象。

当时，中国百废待举，民心向上。经济建设的步伐业已迈开，那“振兴中华”具体又该如何表现呢？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祖国统一”作为“新政”的一个重要部分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可是，那时候的大陆还相当贫穷落后，即便与境外华语地区和国家合作，亦面临经济优势和体制挑战等问题。怎么办？

于是，当时主政的邓小平针对海峡对面的台湾提出了“一国两制”倡议。这个充满政治智慧的方案一方面确保经济交流和合作的畅通，另一方面又为避免外来制度的挑战建起了一道政治“防火墙”。

中共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合作做生意，可以一起发财，但政治上却要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因此，与其说是大陆高调表示确保统一后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不如说是告诫对方不要打对我搞“政治渗透”的主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两制”在开始时是中共在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力图自保的一个举措。只不过，包括当时的倡议者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无人想到，大陆的发展能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里走得那么远，那么高。

与香港毗邻的深圳，其发展轨迹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作为大陆的首个“经济特区”，深圳进行了在“计划经济”的胚胎中孕育“市场经济”胎儿的空前实验，结果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更多呈现在经济领域。

“一国两制”则是一个范围更大更广更深、涉及政治和制度领域的尝试，因此必须另择试验场，这个角色最后落在香港身上。

1982年，邓小平会晤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时，明确了收回香港主权的意志，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表示愿意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经过十多轮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在1984年取得共识，宣布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正式回归中国，大陆不断上扬的民族主义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可是，随着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和之后的苏东解构，西方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此处，有两个原因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西方“以商促变”的对华战略落空；第二，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抗苏前沿的地缘战略意义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中国改开途中的第一个严峻考验。

“六四后遗症”时隐时现，一直延续至今，也很具体地反映到“一国两制”首个现实版的香港身上。

“一国两制”的实践

从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至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之间13年的过渡期也以“六四”事件为分水岭。

港英政府在近百年的治港过程中疏于、回避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民主化”，却在交接前的最后几年里被猛力推进，给今天的香港内政乱局埋下了伏笔。

俺治理时，香港是俺皇家私苑；你管理时，香港将是民主前沿。英方的这一用心非常明显，但它当然不会说：推动民主是为了恶心中方，而是反复强调：一切都是为了全体港民的利益和福祉。

中方虽然就此提出过质疑甚至抗议，但为了统一大业，还是真心实意想做好香港这块“一国两制”的样板。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模式”可以说从一开始就险象环生：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第二天，泰国因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突然引燃一场遍及东南亚乃至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

美国犹太投机商索罗斯（George Soros）将目光投向刚刚回归中国的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成为他第二波冲击的对象，并导致当地股市和楼市激烈动荡。

时任香港特区财政司长的曾荫权（后来的第二和第三任特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最终成功稳住了港元汇率和恒生指数。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中央政府给予特区政府很大的支持，譬如，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要求所有驻港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特区政府的护盘行动，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的坚强后盾。时任总理朱镕基曾表示，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我们可以不去揣测那场危机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可以不去细究索罗斯的所作所为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商业动机，还是具有更复杂的背景，但当时香港和内地的配合相当默契，充分体现了主权回归后的优越性。

如今，港人抱怨内地渗透，解构民主，却忘记立法局（回归后叫“立法会”）首次加入直选议席（1991年）和全部选举产生（1995年），均是英国眼看香港回归在即而植入的“木马”；而普选目标更非港英政府的政绩，而是在《基本法》里才确立的，殖民时期港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力。

平心而论，一个老牌民主国家在殖民将近百年的时间里都没有真正落实民主，却要求一个才经历五届的特区政府和一个不同体制的中央政府，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完全满足港人的民主诉求，这并不公平，也不现实。

如果一位连任两届、并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功勋卓著的特首能因贪污等罪名被收监入狱，刑满后又因上诉得直而重新获得应有的权利，不能不说香港的“两制”相当有效。

一个能允许几十万、上百万人反复上街游行表达诉求的地方，不可能是没有自由的“专制牢狱”；一个面对极端暴力行为泛滥和暴徒恣意挑衅而一再克制的政府，恐怕不能说是“暴政”的代表。

香港乱局开始不久，特首林郑月娥试图用“母亲说”来劝退抗议的民众。其发心虽然是善意的，但效果似乎很不好。

在中国文化里，当权者一直被称为“父母官”。这一心理情结有两个负面效果：一方面，官员上位后觉得责任重大，必须爱民亲民，同时又容易养成一言九鼎，颐指气使，大包大揽的“家长作风”，自视“父母”，必然要求民众听话。另一方面，民众自己也会如孩子对家长一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对为官者寄予厚望，甚至提出过分要求，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传统观念似乎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操作规范、宣理方法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香港模式”当然还有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但特区和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还是认真对待的。因为，“香港模式”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海峡两岸统一的难易。

有趣的是，“一国两制”这一当年中共自保图存的手段，今天却被当年的优越者视为遭遇渗透和统战的可怕工具。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就是如此的诡谲。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香港模式”当然还有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但特区和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还是认真对待的。因为，“香港模式”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海峡两岸统一的难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