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通过外包和构建高效的区域化生产价值链,全球化提升了跨境经济活动的竞争力,使跨国公司在近几十年里受益良多。这为很多人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但是,这个教科书般的典型案例高估了市场力量的效率,并低估了其导致的不公平效应。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灵活调整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导致了发达经济体中的工资停滞和非预期的结构性失业。
随着由大量经费支持的研发所带来的科技的急速发展,这种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公司间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全球化的一个不良后果
在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下,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地在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之间创造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不仅是导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加大的部分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增加。由于保护主义情绪有所上升,这种非预期的扭曲需要纠正。
新加坡中小企业的困境也是全球化进程不良后果中的一部分。在国家建设初期,政府急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及确保社会稳定性。这几十年来,我们目睹了这种扭曲或不平衡,而它们是无法单独依靠市场力量来纠正的。幸运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审慎预算,一个更加睿智的政府可以发挥建设性和促进性的作用。
不利的金融环境和信用评级,使得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环境加剧,这将会限制商业创新、能力扩张和国际化趋势。更为严重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最有才华、受过最好教育的新加坡人,被享誉全球的跨国公司的高薪所吸引,或是被能够提供相对稳定工作的公共部门和政联公司所吸纳。
在建国初期,没钱受高等教育但富有创业精神的新加坡人,和那些英文不是很流利的新加坡人会冒险进入商界。大部分由建国一代开创的中小企业无法与跨国公司相竞争,并且通常倾向于将公司作为家族企业来经营。然而,经过数十年来对高等教育以及人民的深入与广泛的投资,加上政府已将发展重心转移到本地公司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上,那些接管了家族中小企业,或自主创业的年轻一代企业家和受过更好教育的新加坡人,将有潜力做得更好。
在新加坡,中小企业占公司总数超过99%,员工总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约70%,但生产总额仅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中小企业的低劳动生产率、效率低下的管理及缺乏竞争力是公认的问题,但缺少公司层面数据的局限,导致对于这些公司确切的优势和弱点难以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一些最应受到重视的相关问题是:中小企业是否应该受到创造性破坏,面对现实接受转型?中小企业及起步公司应该如何主动进行转型?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全球新环境里,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中,行业公会和商会可以扮演什么更为有效的角色?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促进作用,为中小企业制定更亲商的短期及长期政策、同时以有限的预算提供国际连通性,以改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做好准备的公司获益最多
鉴于在提供诸如医疗、教育、住房及交通等公共服务方面迅速增加的政府支出,以缓解公司短期问题和雇员生活压力为目标的政府年度预算措施,必须是可持续的针对性措施,这将有助于本地小型公司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政府的建设性角色并非暂时延长那些过时、难以为继、即将被市场竞争淘汰的公司的寿命。政府的工作也不是挑选优胜者。对于那些意识到转型的紧迫性但由于资源有限而面临困难的公司,标新局、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和劳动力发展局是协助它们转型的主要指定政府机构。
小型公司必须认识到,获取最新相关技能是在全球高科技生产价值链中竞争的必要条件。数字化能力、创新能力及应用数据分析的能力对于管理业务成本至关重要,也是国际市场上普遍的游戏规则。
深化区域商业联系、深入了解地方经济市场是最新趋势。而且,由下而上的贸易及投资模式,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往往要比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展更快。政府之间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协定、针对基础设施和特定项目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增加。小型公司可以结盟成立商业集团来抓住新机遇,和参与至少有助于打开海外市场大门的政府计划。
随着世界越来越以知识为驱动力,对于产业、企业和员工的运作方式的转型需求变得比以往愈发迫切。但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公司对运营模式进行根本性的转型来应对全新和更具挑战性的市场环境时,却往往以失败告终。因此,产业转型需要针对性而非一刀切的方式。
这正是政府提出产业转型蓝图的原因,而产业转型蓝图也是未来经济委员会报告中阐述的七大战略之一。这些行业提升计划是产业转型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协助新加坡23个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共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80%。
维持商业成本竞争力
新加坡连续多年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度指数排名(World Bank's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名列前茅。我们绝对不能从这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上滑落,因为这是吸引投资者来本地经商的关键因素,也有助于新加坡继续成为区域商业交易的枢纽。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集度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摩纳哥。维持商业成本竞争力是一个持续不断和必须克服的挑战。
合并与收购、财富管理、信息通信技术、高科技制造业集群、旅游、物流、航空和海事服务业是成功的行业,而且也会继续繁荣。这凸显了我们技术熟练和纪律严明的劳动力、良好的企业管理,以及我们开发、规划和实施项目的能力。
然而,随着更高价值、技术驱动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继续被吸引到新加坡;跨国公司继续把新加坡视为设立区域总部的的绝佳城市,新加坡也必须保持警惕,控制不断上升的商业成本。
监管商用空间和高端住宅市场的供需,仍是一个不容易但至关重要的任务。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办公室租金、外籍人员住宿成本、政府费用和收费必须保持有竞争力的水平。作为工业用地业主,裕廊集团预计将继续发展工业设施与共享服务,以帮助微型中小型企业减少资本支出和运营成本。
商团和商会可以更具前瞻性
商团和商会的传统压力集团角色包括游说政府降低企业所得税、延长财政补贴、提供短期商业援助和奖励。这种要求降低成本的传统角色现在已不大有用。更糟的是它们可能具误导性,只是狭隘地保护自身行业利益,忽视了深化及多样化新加坡公司全球联系的大局观。
事实上,新加坡有很多政府反馈单位、基层组织和政府机构,譬如标新局、国际企业发展局、国家环境局、旅游局、经济发展局、建设局等,它们的职权范围就包括确保商业运营的竞争力和健康的商业环境。
作为商业组织,商团和商会必须反思并着眼于短期之外的、战略业务生存规划的未来视野,以应对外部挑战,并建立商业灵活性,帮助成员公司把握新兴区域机遇。实际上,是否有任何研究来显示不同领域中小企业包括租金、工资、外国劳工税、扣去政府补贴的政府费用和收费等成本,来支持商团和商会所关注的削减成本诉求?还是这些说法仅仅反映了财政预算案前年度商业反馈期间收集的愿望清单?
事实上,新的利基业务集团甚至可以自愿形成,也许设立他们自己的“企业未来”(Enterprise Future),反思过去,推动建立一个共享责任的文化,主动推出新举措,分享最新的市场资讯,以确保小型公司和新创业公司拥有韧力和灵活性。事实上,当前已有很多非正式但定期举行的商业社交聚会,志同道合的年轻企业家们聚集一堂,分享商业技能、商业机遇、游说政府废除过时的商业政策、不公平的业务限制和不
除了通过现有的商团和商会这些庞大、复杂、有时官僚的渠道以外,政府机构应该建立窗口,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政府也可以指派一组官员,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会见这些商业团体,更好地了解基层商人的感受。他们可能不那么需要政府援助,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可能与商团和商会收集到的有所不同。
填补跨国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资讯缺口
着眼于企业竞争力包括其生产力、效率、治理素质和国际化的重要性,我们提议的研究项目的首要目的,是建立微观层面的企业竞争力分析,特别是针对全球化、流动经济活动及界线日益模糊的情况。因此,鉴定跨经济领域中小企业的优势与不足之处,是制定商业策略和在宏观及微观层面评估公司间协同作用的关键所在。
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与变数的循证评估,是决策者拟定有效方针的首要条件,以作出调整和鞭策出能在竞争激烈的区域经济中立足的产业。目前已有一系列相关政策课题或影响,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旗下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正在进行的企业行为与表现循证评估进行检验。
这项相关政策的研究将包括汇率贬值对企业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力及出口表现的影响。此研究也将探讨企业间劳动力成本、生产力变数、盈利能力及生产力分配等因素。生产力与信贷制约之间的关联也将被纳入研究。
在经济危机与复原之际可带来的宏观经济冲击与企业规模因素,更凸显了鉴定外向企业生产力弱点的重要性。资源分配不当及资源重新分配的因素,以及其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更是值得研究。此外,企业采用或研发新科技的能力所带来的差别,也是相当有趣的课题。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探讨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对提升其收入的作用,而其影响将随制造产业或服务业而异。此研究模式需要对市场区域的划分拥有深入了解,包括省、州、城、甚至县级。
中小企业跨越短痛迈向长远转型
在极具挑战性及不稳定性的全球环境中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非常耗时。正如哈佛大学改革权威约翰·科特(John Kotter)教授所称,转型中的任何关键失误都会严重打击改革进程,减缓改革趋势及损害得来不易的改革成果。
新加坡面对全球经济放缓和不稳定带来的余波之际,政府也致力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同时透过与私人领域雇主、本地与外籍劳动力队伍的劳资政伙伴关系,来加强既有能力,以符合新的发展需求。
这也正是未来经济委员会的主要框架。未来经济委员会应善用传统的劳资政联盟,灌输人民改革的紧迫性,并且加强人民的能力,以迈向共同的目标。这不应仅限于新加坡人,也需要外籍居民的参与。为达此目标,除了2016年预算案为产业转型蓝图所拨出的45亿元,2017年财政预算案也为未来四年提供了24亿元的资金,以实施未来经济委员会的七大战略。
单靠人力资源增长或跨国企业来支撑我国经济并不是发展的长远之计。我国企业急需创新的商业模式,启用新科技及提升生产力,以迈入新的经济成长模式与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产业转型蓝图不只针对企业,因为企业成长之际也将为既有或新创的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现有和新的劳工受惠。
同时,政府推出了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计划,以培养相应劳动市场需求的劳工。不仅如此,今年的预算案也拨款1亿元,设立“全球创新联盟”(Global Innovation Alliance)和“技能创前程领袖培育计划”(SkillsFutur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nitiative),栽培新加坡人,到海外取经、构建网络、掌握新兴技术和参与产品生命周期环节,如构思研发和测试。
政府也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短期的资助和奖励,以纾解转型的压力。这包括了6亿元的加薪补贴计划(Wage Credit Scheme),其中70%的拨款将用于中小企业。此外,3亿元的特别就业补贴(Special Employment Credit)也将让37万名劳工受惠。政府去年预算案发放的6亿元就业入息补助(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也将继续帮助蓝领工人提高竞争能力。
政府也制定了各种短期措施,以减轻周期性经济趋缓给企业带来的困境。这包括延缓提高外籍劳工税,提升并延长企业退税计划至2017/2018估税年,未来两年继续提供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计划(SME Working Capital Loan)。
新加坡拥有许多有利发展的条件,包含良好声誉及在亚洲地理位置的机遇、强劲的私人领域、蓬勃的研究发展生态系统和不断壮大的新加坡人才库。我们应该巩固现有的优势,与各方合作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为所有新加坡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追求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依然是消除收入不平等最可持续的方式。政府在这方面应扮演关键的角色,提供有效率和实惠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和公共交通。
要建立一个包容的社会、创造宜居的环境及人民负担得起的生活水平,以及改善中小企业的经商环境,关键在于政府扮演的有效角色,而不能只是指望市场力量。
陈企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蔡慧莹、阎妤晨是该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