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许多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共同点，是带着某种独特形式的自怨自艾：他们感觉受到自由媒体、学者、知识分子和“专家”的迫害；简言之，所谓精英阶层是他们的迫害者。民粹主义者声称自由主义精英统治着世界，并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主宰着普通的爱国民众。

这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老掉牙的观点。自由分子，或者说是左翼分子，已经不再是政治的主宰者。像《纽约时报》这样伟大的中左翼报纸，其影响力早已被广播脱口秀主持人、右翼有线电视台、写满花边新闻的小报（在英语世界主要由鲁伯特·默多克所拥有）以及社交媒体所侵蚀了。

但影响和声望不是一回事。伟大的报纸就像伟大的大学一样，仍然享有比流行媒体更加崇高的地位，高等院校也是如此。《太阳报》或《图片报》没有《金融时报》或《法兰克福汇报》那样的崇高地位；而美国农村地区的福音派大学也无法与哈佛或耶鲁的声望相比。

在我们这个民粹主义时代，社会地位比金钱或名气更能引发怨恨和嫉妒。例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非常富有，而且名气比任何与他竞选美国总统的对手都要大，包括希拉莉·克林顿。而他却似乎永远对那些知识层次或社会威望比他更高的人，有着发泄不完的愤怒。成百上千万并未享有如此特权的人，与他拥有同样的不满，或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他的政治成功。

直到不久前，极右翼人物根本没有任何声望。这种人（其中很少有女性）在绝大多数社会，都被对纳粹和法西斯恐怖的集体记忆压制在边缘地带，拥有穷街陋巷色情影院中年顾客肮脏猥琐的气场。史蒂夫·班农仍然是特朗普世界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身上似乎就略带一点这样的气质——一个穿着肮脏雨衣、暴躁易怒的狂热者。

但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年轻的极右翼分子，特别是在欧洲，往往身着定制西装，令人不禁回想起法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花花公子。他们不会面对大群民众拼命叫喊，但却是电台和电视台演播室熟练的表演者；同时他们精通社交媒体的运用，有些人甚至具有一定的幽默感。

这些新型右翼分子几乎完全符合德国人所谓名流的特征，能够得到足够的尊敬，完全可以在高层活动。他们不再公开散布种族主义言论；他们的偏见往往有着聪明的伪装。他们极其渴望获得威望。

最近我有幸在美国巴德学院汉娜·阿伦特中心所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亲眼见到了一位这种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民粹主义，而这位野心家名叫马克·琼根（Marc Jongen），他是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极右翼德意志民主党（AfD）政治家。琼根有一位荷兰籍的父亲和一位意大利籍的母亲，讲着几乎无懈可击的英语，出生在意大利讲德语的南蒂罗尔州。

很容易看出他身上自怨自艾的情绪。琼根用针对德国民众的“暴力行为”来形容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为来自中东的大批难民提供庇护的决策。他称移民和难民为罪犯和强奸分子（即使德国难民的犯罪率其实远低于德国“土著”），伊斯兰夺走了德意志民族的真实身份。像琼根这样的人被称为纳粹分子，甚至更糟。

有人要求我对此进行反驳，我没有将琼根称为纳粹，但我尽其所能指出我为什么认为他的说法是错误和危险的。我们最后握了手，在我看来，握手只是礼节性的。

之后爆发了一次小规模学术风暴。50多位美国著名学者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抗议汉娜·阿伦特中心邀请琼根发言的决定。关键不是说他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是巴德学院不应让这位演讲者借助学院的声望，让琼根看起来是值得尊敬的，而邀请他来发言，也让他的观点似乎合理合法。

在我看来，有几个理由证明这种说法的错误。首先，如果要组织关于右翼民粹主义的会议，听听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究竟要说什么，肯定是有好处的。没有真正听过右翼分子的发言，而只听教授慷慨激昂的谴责，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此外一个民主国家的主要反对党发言人，显然应当具备在大学校园中演讲的资格。左翼革命者曾经是校园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抵制他们的努力本来就顺理成章。

抗议邀请琼根的做法，不仅在理智层面说不通，而且在技术上也是愚蠢的，因为它证实了极右翼分子的看法，即自由派人士是言论自由的敌人，而右翼民粹分子是自由派偏见的牺牲者。我个人认为琼根在巴德学院被侮辱后礼貌地离开了，因为这次抗议，他看似失败但却实际是获胜了。

作者Ian Buruma是《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杂志编辑，著有《零纪年：1945年史》（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一书。

英文原题：Speaking to the Far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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