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波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管是选举场上的相逢、重逢或偶遇,各政党的参与者都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都为推动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尽了各自的力量。
在93个议席中获得83个,对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而言,应该是“明显的委托”;但从数据和个别选区的选情来看,行动党肯定也有所失望。
第四代领导班子中的黄志明(总理公署部长)领军的队伍,在盛港集选区失守。工人党年轻团队以52.13%的得票率险胜,对执政党的整体战绩来说是“小变天,大挫折”。
盛港是政府精心打造的精致新镇的样板,落实了许多城市发展创意,宜居指数高,是年轻人成家的优先选择。年轻新镇选民舍弃行动党,这不只是四个席位,折损几个接班人选的代价,它对行动党的中期和长远发展隐藏着深层信息,有待第四代领导班子去从中解码。
行动党的61.24%得票率,跟上届2015大选的约70%相比明显退步。但上届大选“李光耀效应”还在,选民对过世不久的建国总理的缅怀,从选票中反映出来。所以,若跟2011年大选相比,更有可比性。
2011年,执政党在后港之外多失去一个集选区阿裕尼,当年的整体得票率为60.14%。行动党已意识到,随着工人党的茁壮,带动反对党的声势,65%得票率才是个衡量满意度的指标。这回执政党多失去一个集选区,得票率跟2011年相比反而略有回升,其间存在必然因素,也正是执政党的优势所在。
疫情中的大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选民对政府应付疫情和经济复苏政策的评价和信心公投。
3月间,客工宿舍疫情大规模暴发,为第四代领导班子寻求选民的强力委托,投下一道阴影。但政府动用物资、人力和财力,迅速地展开检测隔离和重新安顿客工的行动,以及在经济上推出了四个抗疫预算案,近千亿元(500多亿元来自国家储备金)的空前大手笔,对阻断期所带来的经济、民生和失业危机,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
执政党的整体得票率,一方面反映出选民对客工宿舍疫情暴发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可视为对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认可,就看论者从哪一个角度着眼。
有趣的是,处在疫情风头浪尖的三位部长成绩各异。人力部长杨莉明所领导的四人团队,在惹兰勿刹交出65.37%的成绩单(略逊上届),比行动党的整体得分还亮丽。
被视为李显龙接班人的副总理兼财长王瑞杰,不坐镇淡滨尼集选区,却转移阵地到毗邻的东海岸集选区,以53.41%的得票率,险胜实力平平,仅靠“佘雪玲效应”的工人党B队。人们不得不问,如果不是王瑞杰“身先士卒”,东海岸岂不失守?这反映出行动党战前的形势判断准确,否则可能要演出“大意失荆州”的剧目。
在西海岸集选区,行动党以一资深一后进的两位部长,易华仁和李智陞,联手对抗来势汹汹的新加坡前进党,在惊涛骇浪中成功守土。陈清木团队以48.31%的得票率高票落选,国会中有待填补的两个非选区议席,就看陈清木的意向如何。
在前总理、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多年耕耘的马林百列集选区,此次以原议长陈川仁领军的行动党团队胜来不易(57.76%)。可见没有一个选区的忠诚是理所当然,这当是此次大选给行动党的启示之一。
看选战,有时也不可以从得票率论高低。此次行动党最精彩的一场胜仗,也许就在武吉班让单选区。第一次独挑大梁的连荣华面对民主党主席淡马亚,前者是善于耕耘基层的草根型人物,后者是著名的传染病专家、医学教授。53.74%的得票率,胜得辛苦,却也胜得漂亮。
经济学者林志蔚在第一场电视辩论中,以能言善道的形象,一夜之间成了政治网红。但他的工人党团队对新加坡人而言,基本上是陌生的,他们今后必须以实干能力和服务精神,回报盛港选民。但选战却留下了一条尾巴,辣玉莎的种族言论已在警方的调查中,不可能因为她已经中选而不了了之。
在疫情中举行的2020年大选,是朝野政党发展的里程碑,也开启了新的政党气象。
“历尽波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管是选举场上的相逢、重逢或偶遇,各政党的参与者都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都为推动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尽了各自的力量。
新加坡式的民主可贵处在于,参加选举并不须要耗费很多金钱。但就跟任何认真严肃的选举一样,选举不是一场秀,各候选人投入精神和体力之后,国家社会和民智都必须因一场选举而有所进步,使新加坡式的民主走向更为多元、更为包容的方向。
许多地方在轰轰烈烈的选举之后,又随时展开轰轰烈烈的政党恶斗,人民的注意力总是在政治和社会纷争、矛盾和互相拉扯之上。
资讯科技和网络时代,促进了人与人的沟通,也可能加深了意见的分歧。激烈的选举难免产生或多或少的社会分裂,选举后如果没有得到治愈,将会越演越烈。
新加坡有史以来的第一场网络选举的利与弊如何评价,还得看今后几年新加坡社会是变得更加团结,还是根据教育背景、收入差异、政治理念而产生的鸿沟,变得更加不可弥合。
李显龙总理昨天给工人党领袖毕丹星致电恭贺,并表示会给他作为国会反对党领袖提供必要的人力和资源;后者也在面簿上作出积极回应。朝野两党领袖选后的良性互动,预示了新加坡政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