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政府是由人组成及领导，人与生俱来有各种缺陷和不足，自我监督属于自我期许，倾向人治的道德修炼；唯有政治对手施以严苛的监督及认真的制衡，才能有效矫正政策的失误、迅速完善治理的弊端。

疫情下的大选，新加坡人民再度交付执政党蝉联执政的委托，其整体得票率，比2011年的“分水岭之战”微升一个百分点。

同时，工人党再赢得一个集选区的华丽转身，成就为新加坡实质最强大的反对党，自此奠定了蓝衣斗士对垒白衣勇士的新局。

执政党在疫情冲击而致经济低迷之际举办大选，原是衡量了危机意识中民心思安、寻职求稳的普遍诉求。政府为疫情动员了大批民生救济资源、一波又一波的经济振兴配套，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应急方略，时机对执政党而言，当然是最成熟的。游戏规则，总是由握有实力的掌权者所制定。

大家也一如既往，知道变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连最大反对党的工人党，竞选期间都不停呼吁选民，放心投选它所推出的21名候选人，指称执政党最终必定囊括大多数议席继续执政。反对党请托选民投选的安抚理由，竟是强调对手将蝉联执政，作为拉票的定心丸。这个殊例，说明在每四五年一轮全民能自由投选的民主选举地区当中，新加坡一党独大超过60年的政治生态，在世界民主选举之林，多么地与众不同。这当然包括了长期以来备受反对阵营抨击的集选区，及其他制度设计的不公。

然而悖论也在这时产生。执政党原先通过部长领军，来护航一批新人的集选区设计，却在本届选举再陷一城。工人党用了九年时间，再攻克一个类似金钟罩的集选区；而且几乎全为新人组合，击败了久经历练的部长与高级政务部长领军的团队。盛港年轻选民的民主诉求及“疫情思变”都是明显因素，但其中包含了一个关键信息：集选区不再是攻无不克，是执政党包赢的铁票区，今后亦将面临一则大赢一则大输的险境。执政党精心设计的集选区制度，会否在工人党这个厉害对手持续的强力挑战下，衍生变数与转化，值得观察。

监督与制衡，始终是保证民主制度更公开公正运作的神器。执政党，尤其是长期执政的政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度的强大执政党，通常自信满满能够达成自我监督这项艰巨任务。这在民主政治可能成为笑话的期望值，其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态。政党与政府是由人组成及领导，人与生俱来有各种缺陷和不足，自我监督属于自我期许，倾向人治的道德修炼；唯有政治对手施以严苛的监督及认真的制衡，才能有效矫正政策的失误、迅速完善治理的弊端。

近来还有一种思维，把多元声音及管治能力变成选民二选一的难题，意指国会若出现多元声音，政府的管治能力就会削弱，反之越是单一，管治能力就越强。其实这暗指民主因为辩论冗长，形成负累，认为真理越辩越不明，不如让政体独裁专制，事情反而办得高效妥贴。这是菁英主义和绩效管控凌驾人性、福祉、原则、向往的极端思维。其前提是，英明领袖遴选的菁英，很少会出错；若结局酿出大错，却是全社会必须承受恶果。

多元声音及管治能力这两者是否对立，本来就不是简单的是非题，不只关乎政党人士的专业操守、知识水平、经验能力，也关乎选民的认知、筛选与判断。社会大众广义狭义的民智，都是多元与民主这长途跋涉的重要持份者。

在我们一甲子独特的民主选举长程中，有很多前行者，更有不少牺牲者，不能偏狭地以成王败寇论英雄。很多时候，反复的失败及牺牲，是为后来者铺垫的前奏，辅成为他人前进的动力。正如工人党卸任的秘书长刘程强所言：“后港选民无私地牺牲了组屋翻新的优先权……”

新加坡最大反对党的领袖刘程强，耕耘反对堡垒30年，于63岁兑现承诺，选择功成身退以促进党的更新换代，也是知行合一的表率。这位潮州怒汉退席但不退休的公开宣言，数次强调未来的日子要悉心培养“民主斗士”。这个词深具分量，尤其在新加坡一党独大及强势政府主导的局面，走上反对党的政治之路，都是压力极其强大的艰难征途。

持平而论，建国以来参与新加坡选举的反对党，整体表现出理性、负责、和平的文明行为；副总理王瑞杰在胜选后感谢工人党对手给予的激烈选战，都是新加坡民主进程的示范。同时，也理应赞许挺身而出、参加反对阵营有素质的“民主斗士”，包括徐顺全、淡马亚、陈清木、陈明华多位，他们令我们的民主进程，更形充实、更具意义。

在方圆700余平方公里的城邦，老百姓对住房保障、民生福祉的深度渴求，是否将长期远大于对多元声音、监督制衡的民主向往？在生计面前，劳动民众眼中的言论自由及民主制衡，是否只是可有可无的潮玩意？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作者从事媒体与翻译培训 cmw.zmy@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