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我发觉，在检视一个政策时，回顾它最初是在怎样的社会形势下诞生，以及决策者当时的论点和理据，有助更好地了解政策原意，和前人已考虑过的利弊。

1989年1月6日，时任国家发展部长丹那巴南在新年聚会上，向社区领袖发表讲话，指组屋市镇正在逐步形成种族聚居区。在勿洛和淡滨尼的一些组屋区，马来家庭占超过三成，华人家庭则在后港一些组屋区占超过九成。

政府此前已通过兴建大量组屋，和按人口比例分配单位，确保各区有不同种族的居民，打散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的种族聚居区。但随着人们将组屋转手，政府担心种族聚居的现象会重演。

同年2月16日，丹那巴南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出台种族比例政策。时任汤申集选区议员梁汉基当时问丹那巴南，政策使屋主在转售组屋时面对额外限制，难道不会抑制单位的转售价？

可见，该政策的短处早在推行之初，已被提出和讨论，并非近期才被人发现。丹那巴南当时答复说，在绝大多数组屋转售交易中，买卖双方是同个种族。不同种族之间的转售交易只占小部分。

即便如此，丹那巴南已预见到，不时会有人认为，如果他们不受种族比例限制，可以取得更高转售价。而他对此的总结是：“我认为这是个我们必须准备好付出的小代价，以确保我们能在新加坡建设具有凝聚力、各族融合得更好的社会。”

2015年，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尚达曼，在圣加仑研讨会上也坦言，种族比例政策是“最具干预性的社会政策”，但推行后成为我国最大优势。这是因为人们一旦住在同个社区，不仅每天在走廊和电梯打照面，孩子也会就读同一所学校、共同成长。居住环境对人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比经济学家预想的要重要得多。

近日，要求政府检讨我国政策是否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声音越来越大。但即便是种族比例政策的批评者，也大多承认该政策不存在种族歧视的意图，只是这不代表它不会造成歧视的结果。

他们指的歧视，是一些少数族群屋主，因所住的组屋区或组屋的华人种族比例已达顶限，只能将单位卖给其他少数种族，因此更难找到买家或被迫接受较低价。

但任何有关种族比例政策的讨论，都脱离不了丹那巴南所提及的“小代价”。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往往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衍生出其他问题。政策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化解所有矛盾，关键在于孰轻孰重，如何权衡取舍。理智的决策者必然会选择以小代价解决大问题，这就注定了代价须由少数人承担。

这里所说的少数人，不能与少数种族直接划等号，因为华人也可能受种族比例影响。建屋发展局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间共有6万8900个转售组屋交易，当中1850户（2.7%）屋主向当局申请免受种族比例限制。其中，16%是华族、25%是马来族，其余59%则是印族与其他种族。

因此，要展开积极且建设性的对话，必须认真且真诚地回答下列两个问题。

一、是否认为仍需要种族比例政策来促进族群和谐及社会凝聚力？赞成延续政策就意味着我们得接受它的代价。

二、接受代价，不代表消极以对，我们是否有办法减轻少数人所付出的代价？

由建屋局按个别案例酌情处理的现有应对方式，或许不尽理想。但与其奢望政策能鱼与熊掌兼得，提出改善现有政策的建议，才是真正能帮助到少数人的做法。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yeoch@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