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联合早报》在一篇社论中，抨击本地知识分子挪用”批判式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讨论“华人特权”，引起许多学者的强烈不满，并且共同发起签署一封公开信，反驳社论的观点。
我并没参与联署，但拜读了早报言论组主任叶鹏飞的文章《你的权利，我的义务》之后，因为文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可能会误导以早报为主要信息来源的读者，使这个问题被曲解为西方和东方，华校生和其他社群，老一辈和年轻一辈之间的对立，只好不得已而为之，以这篇文章和叶先生商榷。
首先，叶先生的宏文把南洋大学毕业生和当前试图从历史和制度的角度，探讨种族歧视根源的人士（叶先生把他们视为“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追随者）对立起来。他说：“……那个旧岁月的南洋大学毕业生一代，很多都经历了坎坷的一生，但更多却奋发图强，在各行各业发光发亮，没有怨天尤人地控诉‘系统性歧视’，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和社会。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强调的是自己生而为人的义务，其中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所以谨言慎行，以和为贵。正由于他们勇于承担自己的义务，才有资格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
叶先生的这个观察，和我对历史和现状的认知相差太远。我完全不否认前南大生有许多确实能逆流而上，发光发热，可是难道他们就没有控诉受到“系统性歧视”？只要我们认真倾听老一辈华校生的心声，他们对如何在一个以英语至上的社会遭受到系统性的排斥的感受，我们岂能没留意到？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因为政治环境的关系，他们的声音无法集中性地在媒体上爆发，但并不表示不存在。
至于说华校生没有怨天尤人，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和社会，我不知道叶先生文中的“很多”跟“更多”是否有客观的依据，还是只凭个人的主观印象？我想请教叶先生的是，他批评的那些“认贼（西方歪风）作父”的年轻一代当中，有多少是把自己或他人的不幸，完全归咎于社会而不思进取的？
在我所接触过的人当中，把问题都归咎于社会的错的人，包括年轻人，也包括以前的华校生，我实在无法从有限的经验当中，总结出现在的年轻人就比华校生更会怨天尤人。如果叶先生掌握了相关的数据和研究，请和读者分享。如果只是单凭一些零星的观察，就推出如此主观和绝对的结论，我担心可能会造成老一辈华校生对针对种族问题发声的年轻一代的误解，以为他们就是只会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一群。
再说，在叶先生对之感到极端反感的所谓“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追随者当中，有些言论确实比较激烈，但他们绝不是只会怨天尤人的一群。恰恰相反，他们正是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塑造一个他们认为更公平的社会，无论我们同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和方法，这种精神是可取的。
华校生并不息事宁人
这也让我想起在反殖建国的过程当中，由华校生领导的，一波又一波波澜壮阔的学运。因此当叶先生说，因为受华文教育的关系，他周边的长辈和朋友深受各类警世格言的熏陶，因此“大多数都把这一套价值观奉为不言自明的金科玉律，平时的言谈举止处处当心，生怕自己行差踏错丢了自己和家人的脸”，更是让我惊讶不已。
我从小也受这些价值观的熏陶，但它们并没有教我在面对加诸于我或他人身上的不公不义时，都要尽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撇开个人的经验不谈，回顾我国华文教育的历史，学者研究发现，二战后，当某些殖民意识浓厚的英校还在强调对殖民宗主国的忠诚和“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这类保守思想的时候，许多华校因为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已经在课程和校园活动中，宣扬自由、民主、平等、男女平权等观念。多次的学运，正是华校生为他们认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包括学生、工友等等争取权益的结果。
建国后，虽然华文教育的环境有所改变，而我们对五六十年代的学潮，也许已经有了不同的评价，但叶先生对华校生精神面貌的描绘实在距离事实太远，我更无法认同他把致力于改变当前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为被边缘化的群体争取权益的年轻一代，视为受到“西方歪风”的影响而迷失的一群。这样的认知，不仅对现在主张我们的社会存在系统性歧视的人士是一种误解，对当年那些前仆后继，过后却被集体“禁声”的华校生也是不公平的。
也许叶先生会说，五四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因此也是“西方歪风”的体现。可是我们知道，五四提倡个人解放的来源是多元的，除了从西方和日本移植过来的思潮，还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的呼声从不曾间断过。另外，所有华校生都熟悉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口号，恰恰就是在冲撞造成压迫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因此说到底，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华文教育对抗西方歪风的问题。
叶先生一方面批判西方歪风，一方面则充分肯定某些西方“正风”。他引用了一位英国退休精神科医生西奥多·达勒姆普尔的著作《底层生活——制造底层阶级的世界观》，论证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社会所带来的危害。他说，在这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下，“今天的英国人，特别是社会基层的大众，由于价值观的错乱和思想上的堕落，沦为永难翻身的底层（underclass）。”
按照叶先生的说法，这位心理学家“多年来一直服务社会底层人士，诊治毒犯、劫匪、杀人犯、暴徒、妓女等，累积观察了5万多个病例，总结出惊人的现象——这些人极少自责，喜欢把自己的不幸完全归咎于他人和社会。”
我对这位心理学家及其著作不熟悉，不知为不知，不敢胡乱断言。但依照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如果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而作者把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民众的处境，归咎于他们道德上的缺失和思想上的混乱，那必然会有另外的作者出来挑战这极富争议性的结论，可是在叶先生的宏文中却看不到不同的意见。
延伸阅读
再说，叶先生也说了，这位心理学家是根据他所观察的5万个“病例”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换言之，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这个群体是否能代表所有在底层挣扎的民众，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此叶先生对他人著作的引用，很难不让人觉得，他纯粹只是为了找到能支持他个人观点的论述而已，对问题的提出、论证的过程和结论本身并没有经过系统和多元的思考。
这一种“不证自明”的行文方式，在叶先生的宏文中随处可见。比如他说“配合西方乃至港台流行文化如影视节目、流行曲、明星歌星等身体力行的倡导，这套新的‘权利论述’登堂入室，连不少保守的长辈也相继臣服，对诸如同居、离婚、不婚不育、未婚先孕等以前的道德禁忌和瑕疵，都被‘自由选择’的大义一一合理化而黯然接受。‘做人难’的社会规范就这样被‘做自己’所取代。”
这种近乎“想当然尔”的论证，实在无法不令人感到诧异。先不讨论结论是否正确，如果要证明“保守的长辈”会“失守”，是因为欧美及港台流行文化的影响，那至少要提出有力的证据，但叶先生却在完全没有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就要读者接受这样的观察。
不了解孟子的真精神
至于叶先生最后引用孟子作为结论，认为华校生不批判系统性歧视，只求尽一己之责任，是孟子这几句话的精神的体现，那就进入了我所熟悉的中国思想的范围，我是有资格议论的。
孟子当然强调个人的责任，但考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的上下文，孟子是在劝说那些到处进行游说，希望能获得当权者录用的说客能够明白，唯有尊德乐义，才能让游说的行为合乎道。如果能秉道而行，即便不得志，无法获得录用，也能安然自得。
换言之，孟子并不反对士人通过游说而获得录用的机会。这里的穷和达，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穷困潦倒和飞黄腾达，而应该结合所谓得志与否来讨论，而所谓古人之志，无非是施展一己之抱负，为民谋求最大的福祉。在客观环境不允许而抱负无法施展的时候，也必须要坚持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泽加于民”的理想。
因此当叶先生说，“从自己的小处做起，让周遭的人因为自己的言行而变得更好，比高举社会正义的大旗要替天行道来得真切。《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道理不外乎如此”，则是完全不了解孟子的真精神而断章取义。孟子当然不反对从自己做起，但他也从不放弃高举正义的大旗，挑战他所认为不公不义的政治与社会现状。
孟子一生不得志，但却不妨碍他肯定汤武革命的合法性，以及在目睹当时的君主如何利用权位囊括天下之财利时，发出震耳欲聋的“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呼声。纵观孟子之言行，我完全无法把他和叶先生所谓的“平时的言谈举止处处当心，生怕自己行差踏错丢了自己和家人的脸”这样的形象联系起来。
从自我做起，强调个人的责任，和挑战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为被压迫和受歧视的群体发声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叶先生却似乎有意把两者对立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化，认为只要是探讨和挑战现有的秩序和结构，为被边缘化的群体争取权利，就是在宣导怨天尤人，把一切都怪罪于社会的消极心态。
如果叶先生要坚持这样的观点，也不是不行，但请以充足的证据说服读者，另外也请不要把过去站在反殖浪尖的华校生视为“抵抗西方歪风”的同路人，因为那一代的华校生，许多为了国人的福祉，无畏无惧，高举社会正义的大旗，冲击殖民统治的各种制度，绝不符合叶先生所建构出来的，什么感叹“做人难”的“华校生”的形象。
平心而论，近来提出“华人特权”“系统性歧视”的人士，确实因为认知不足，忽略了本地华人社群内部的复杂性，也没有很好地去了解受华文教育者过去所面对的挑战和做出的牺牲。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已有论者开始注意到讲华语社群对“华人特权”这个说法感到不理解的背后，更深层的历史原因。因此，我们不妨把这视为契机，让其他群体深入了解讲华语社群的过去和现在。
所以，有更多的交流和对话是好的。即使我再不同意叶先生的观点，也必须认真聆听并进行反省。只是我辈为文，当负文责。尽管学术研究和写时评文章有所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在针对种族歧视这样的课题提出看法的时候，必须做到有理有据，避免根据表面的印象，或者通过想当然尔和不考虑具体语境就”引经据典”的论述方式，随意下结论并误导读者。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早报应用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