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者会扶持愿意参与的群体，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比较缜密地考虑如何对待进度不同，或者不愿意同进的人群，把属于“No”的部分也规划在内。

家里的老太太吃早餐时问我，现在提款是不是也得扫？她说上巴刹时经过附近的提款机，看到上面也出现一个二维码。

老太太说：“我要去银行把钱都提出来放在身边。”

“为什么？”

“现在明明是自己的钱，要提出来那么复杂，我不要了。我放在身边要用时一张一张抽出来用。现在银行都是机器，也不知道哪里才有分行见得到人。”

她最近重复地表达要把钱提出来的意愿。80几岁的老太太不识字，更别说看懂英文。之前训练她从提款机提款，她是按照步骤死记的，最近她说提款机不一样了，在提款机前面很慌，钱没能提出来。我后来也去试了用，才知道提款机升级了，小屏幕程序确实不一样，步骤改了，老太太就乱了。

正当我惬意地使用Paynow，连钞票都不用触碰时，对老太太来说，提款却成了一大困扰。她听到新闻谈到“数码化”，问我是不是就是“上网”？感觉是“很麻烦”，“叫我们这些还没有死的人怎么办”？

不要误会，我不是因为这样而主张钱应该放在家里床底下的铁罐里。我只是在思忖，当“数码化”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不断重播时，从使用者或消费者的角度，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体验。对于那些遭遇障碍的人来说，碰到的困难会影响他们的心态，增加他们的恐惧和抗拒感。他们可能不是“数码化”步伐要等待的人，问题是，“数码化”进程中，是否也规划了怎么对待在“数码化”轨道上遭遇困难的一群？当我们强调社会的包容性，我们要怎样包容和照顾对“数码化”感到惶恐的一群？是用不提供选择的方式“逼”他们上车，不断提醒他们自己跟不上时代，还是让他们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继续生活？我们愿意为了他们的“滞留”而承担这一群人可能给社会增加的成本吗？

第二，其实我们或许要退一步问的，恐怕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数码化？数码化不是万灵丹。对不同群体而言，它的进度和含义，也可以相距甚远。对不同层次的数码用户、对规模大小不一的商家，那意味着什么？

财政部长在财政预算案中慷慨拨款协助企业“数码化”，几个政府机构努力争取新加坡作为这个领域的江湖地位，把业内跨国翘楚吸引进来，为新加坡带来新的投资，创造优异的新工作岗位。这些“数码化”走的都是高端路线，是领衔的少数企业能做的，可以让人仰望而不容易学习的模范。那么其他的企业呢？

最近，前部长林瑞生在接受早报采访时，以自己在美国的经验，谈到我们“数码化”的三个层次：Digitisation, Digitalis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他将它们称为小变化、中变化、大变化（见《联合早报》7月19日报道）。这是从“数码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去切分。

关于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说法，不是林瑞生原创，但他提出来，有助提醒应该厘清的一些基本概念。中文把Digitisation和Digitalisation都翻译成“数码化”，但第一个阶段指的是从原来的模拟形式转化到数码形式的过程，比如把纸质的单据储存为电子版就是例子。第二个阶段则是使用数码科技，改变商业模式，提供新的营收点与价值创造的机会。而第三个Digital Transformation是真正的数码转型，是从用户的角度体验到的整体变革。

整个新加坡要做到的，应该是第三个阶段的数码转型。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要完成第一和第二个阶段？本地的企业中，有多少能够完成至少两个D呢？当企业都在奔向数码化道路，说和做的是什么样的数码化？

企业“数码化”的首要资源，恐怕不是电脑或机器，也不单是钱，而是人——能够想象改革、想象路线图的人，能够执行路线图的人。在讨论和践行中，“数码化”也存在某种“贫富悬殊”的现象。政府科技局、金融科技行业，或者一部分先进的大企业所关注的“数码化”，早已步入“云端”，他们的眼界、语言、关注的数码课题层次很高，属于不同的级别。

因为数码行业是个新兴行业，数码人才储备本来就不足，再加上当下外来人在新加坡劳动队伍中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引进要非常小心，因此市场上科技人才供不应求。经济发展局好不容易把跨国的数码公司吸引到新加坡落户，这些谷歌、面簿、字节跳动等等须要吸收大量相关人才；此外，本地的银行和其他企业，也在大事发展金融科技领域。他们不论是薪金价格或工作环境，都极具吸引力。小商家处于“弱势”，要在招聘市场里竞争，恐怕只能“望尘莫及”。

诚然，外包看似一个可能性，甚至当局也宣布过让小的商家汇集需求，合力寻求技术专业的支援，但是商家本身如果对这个领域没有基本的认识，怎么分辨技术人才的好坏都会成问题。小商家需要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对方的技术能力，怎么决定技术方面的开支？

据了解，这些邻里小微企业当中，大约三分一由老板的下一代接手管理，年轻人带入新点子，这一部分的企业小规模小幅度转型，是有意义的尝试。另有超过三分一，因为数码化的技术要求，再加上他们本身对英语有隔阂，虽然口中频念“数码化数码化”，却是举步维艰。剩下的还有不到三分一，老板们打拼数十年后，店铺本身就是资产，生活已经安稳，也不一定愿意为数码化折腾。当局很愿意为推动这些邻里企业的数码化投入资源，鼓励培训，提供补助，宣传成功案例。

但是，真要推动它们都走上“数码化”，实际成效有多大，或许也应该不时检讨。这些商家在邻里商圈提供就业机会，文化上形成新加坡社区一道特殊的风景，更理想的做法，是当局对邻里企业的全面发展有所规划，为10年后会出现的景观做准备。邻里的行业特色、在邻区的角色和功能等才是主题，“数码化”只是他们经营中所会采取的路径，不是目的地。

岛国在制定政策时，总是描绘愿景，认清目标，然后举国上下奔赴未来。现实是，因为这个那个的原因，也总是有些人会掉队。政策制定者会扶持愿意参与的群体，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比较缜密地考虑如何对待进度不同，或者不愿意同进的人群，把属于“No”的部分也规划在内。

老太太对“数码化”很抗拒，我要网购食物和用品，她坚持要自己到邻里的店铺、超市去买了扛回家。我只能由她。最近买了iPad给她，让她自己点按上去观看视频。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她就开始跟我说一天在iPad里点按，发现了什么视频节目。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