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课题

当代史学大师余英时于8月1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寓所逝世，消息传来，举世学界为之哀悼。这一段时间，有关余氏的学术成就以及生平介绍广为报道。在诸多报道之中，最常为人引用的名言，应该是几年前他受访时所说的豪语：“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余英时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教学研究多年，著作等身，历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年）、美国哲学会院士（2004年），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公认为相当于“人文诺贝尔奖”的殊荣），2014年荣获第一届唐奖汉学奖，被誉为“当代汉学研究第一人”，可说学贯中西，毕生致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他的地位，而有此豪语，可说是当之无愧。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当然是借用上个世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年－1955年）说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

托马斯曼是20世纪德国作家，也是社会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在1901年21岁之龄就发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描绘19世纪德国一个家族四代的兴衰史，一时洛阳纸贵，被认为是19世纪德国社会的缩影（有人比喻为德国的《红楼梦》）。

1912年发表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其影响力有过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曾经被选为20世纪同志小说榜首，奠定他20世纪最重要作家之一的地位。1924年发表长篇小说《魔山》，并以此书于1929年受颁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托马斯曼经常就当年纳粹统治下的时政提出批评，为当政者所不容。终于在1938年为逃避纳粹迫害，流亡美国。他第一站到纽约，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胸怀德国文化，放逐无损于我。”

巧合的是，托马斯曼初到美国，受邀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开始他为时14年的自我放逐生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于1950年代进入极端反共反左的“麦卡锡主义”时代，托马斯曼被怀疑是亲共亲苏左派人物，终于于1952年再度流亡，不过还是没有回到战后的德国（东德），而是自我流放到瑞士。1955年他逝世于苏黎世，埋骨异乡，终其一生，还是没有回到故乡。

余英时于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南下香港进入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新亚书院是当年一批流亡香港的学者，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成立的学院，在当年神州变色之后，以“孤臣孽子”之心，要在“海外”维系中华文化道统于不堕，带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强烈使命感。

余英时也算是当年流亡学子，“流亡”的情怀，或许就成为他DNA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对中华文化的使命感，另一方面是作为“文化遗民”的基因，或者可以解读余氏一生的际遇和成就。他不但“为往圣继绝学”，而且带领这一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学者，超越前人走出新的方向。

余英时于1955年前往哈佛进修，1962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常春藤名校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教学研究。2001年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他自1950年离开大陆，曾于1978年回国，当时文革刚过，余氏对大陆极为失望；1989年之后，更觉得故国不再，再无乡愁，决心从此再不回故国。

余氏一生致力开拓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领域和方向，建立了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的典范，成就为世所公认；以91高寿辞世，应该无憾。

只是想到他1978年率团到中国学术访问，写下以下两首诗：

一、一弯残月渡流沙 访古归来兴倍赊

留得乡音皤却鬓 不知何处是吾家

二、凤泊鸾飘廿九霜 如何未老便还乡

此行看遍边关月 不见江南总断肠

那时他写了一篇文章述说他的“中国情怀”，文中他说：

“尽管29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

看了这段话，再读他的豪语，“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总觉得先生这句豪语的背后，隐含了多少深沉的家国情怀。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