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病疫情突显了新加坡的一个基本现实：我们太小了，无法独自生存。我们须要开拓全球市场。

我们只有两个优势，一是地理位置优越，二是人民责任感强，机智可靠，愿意并能够努力工作以创造奇迹。

坚持成为开放型经济体

这些关于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不言而喻的事实不时受到质疑。我今天接受你们的邀请，是为了向我们所有的国际伙伴保证，新加坡管理经济的方式没有也不会改变——原因很简单，它不能改变，因为我们的现实环境没有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

我们会继续欢迎、促进和保护外国投资。我们将继续引进外国人才，以填补本地的缺口。我们将维护、巩固和扩大自由贸易协定网络。

我们会继续重视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向所有人学习。我们会继续是制造业、贸易、海事、航空、金融服务、信息通信技术和研发的中心。

新加坡也依然是东西方、欧洲和亚洲、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汇点。它将继续成为你们与亚细安地区建立联系的跳板。

我们对这些现实的长期认识最近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内部的，另一个是外部的。

全球化的弊端

内部原因是我们国内一直在争论，外国劳动力和自由贸易是否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

这方面的争论并不新。我们以前就对此进行过辩论。事实上，这样的辩论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过，而且更为激烈。在美国和欧洲，我们看到了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极右政治团体的崛起。

在新加坡，有人试图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尤其是新加坡—印度全面经济合作协定（CECA），即我们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协定，来煽动排外情绪，并在我们的社会中播下仇外的种子。

因此，总理和内阁最近决定，由我和我的同事陈诗龙医生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并公开辩论这个课题。

我们陈述了事实，也解释了自由贸易对新加坡的重要性，以此证明我们的工人虽然面对挑战，但他们的问题并不是自由贸易协定造成的，更遑论是因为CECA。

人民行动党政府已准备好应对这个问题，因为开诚布公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能明白，我们必须保持开放，包括继续欢迎外国专才，让他们与本地人才形成互补。

然而，我们必须也一定会解决一些本地人的确实关切。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全球化确实有其弊端。

就我们的情况而言，部分员工在意外籍工人使工作竞争加剧；外籍雇员过度集中在某些行业、公司和地区；以及一小撮雇主的不公平和歧视性雇佣行为。

我们将坚决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怨恨就会增长，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提供聚集力量的肥沃土壤。我们有决心绝不让这类政治在这里扎根

通过解决一些工人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将继续保持对开放经济模式的广泛支持。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解决方案，与其他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不会有太大不同。

我们现在面临的更大挑战来自外部，而它是由冠病疫情引发。

冠病的实际经济威胁

冠病疫情令世界各地的经济陷入剧烈动荡，而在新加坡，以餐饮业所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

每次感染人数显著增加时，我们就不得不禁止堂食，因为食肆是高风险场所。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都会对本地人的日常生活产生切实的影响。

然而，尽管餐饮业是衡量国内福祉的重要指标，但深刻影响新加坡长期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最大单一因素，是我们边境的开放程度。

因此，当冠病疫情对跨境活动造成阻碍时，我们坚守长期保持开放的承诺，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克服阻扰。让我回顾一些主要的例子。

首先，制造商担心供应线会中断。我们竭尽所能确保供应线畅通，港口和航空货运业务不受干扰。

在疫情期间，我们作为主要的转运和燃油供应中心，继续为全世界提供服务。当港口出现拥堵现象时，新加坡港务集团（PSA）使用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先进规划来尽快清关。我们从未封锁，也从未闭关。

在不确定性最严重的时候，即使新加坡有某些物品（比如N95口罩）即将出现短缺，我们也从未实施出口管制。在整个疫情期间，包括病毒阻断措施时期，本地的制造商仍然可以获得原材料和零部件，并能够自由出口到海外市场，向全球客户兑现交付承诺。

其次，当50多万名船员在停靠某些港口却无法下船，而随时可能爆发一场人道危机时，新加坡政府与业界合作，制定了一套船员更换程序。

至今为止，我们已让16万多名船员完成了更换，而在过去五个月里，每天更换多达300名船员。我们目前正与业界合作，在全球努力帮助通过我们港口的船员接种疫苗。

第三，当工人的供应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例如，当马来西亚于去年3月在很短的时间内实施行动管制令时，成千上万每天往返于新加坡和柔佛的马来西亚工人被困在长堤的两端。

对于那些在本地的马国人来说，如果他们回去，就不能再出来新加坡工作了。

我们连夜与酒店做出安排，协助马国员工在本地找到住宿，以便他们可以继续工作，而本地的运营也不受影响。

我们与马来西亚的同仁合作，尽可能地确保本地工厂的马来西亚供应商能够继续运营。

至于疫情期间的医疗护理，我们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迄今为止，所有在新加坡感染冠病的患者，无论国籍，都能免费获得最优良的医疗照顾。

当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冠病疫苗接种计划时，我们确保计划涵盖所有住在本地的人。因此，持工作准证、家属准证和学生证的外籍人员都可以接种疫苗，在本地生活期间受到保护。我们刚刚将疫苗接种范围扩大到延长在本地居留期限的短期证件持有者。

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我们按照最合理的顺序展开疫苗接种计划，先是前线员工，然后是弱势年长者，再往下是各年龄段的群体，但始终不分国籍。

人员往来中断

但是，尽管我们能确保供应线畅通，协助更换船员，并为绝大部分住在本地的民众接种疫苗，但无法克服最大的挑战，即旅游停摆。

樟宜机场变得空空荡荡，新加坡航空被迫停飞。当时的形势很严峻，现在依然如此，因为樟宜机场和新航对新加坡具有战略意义。

人员的交流往来戛然而止。我们的商人和企业家无法飞出新加坡去见国外的合作伙伴和客户；跨国公司的高管，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籍人士，都无法视察海外业务；学生不得不放弃海外实习机会。许多伴侣以及跨国家庭被迫分开，这是令人痛苦的。

我们是世界的枢纽和关键节点。若世界各地的人不能来这里做生意、交流想法、合作、创造火花及办成事情，我们就会被削弱。冠病疫情确实给我们带来沉重的打击。

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开放边境、停止隔离入境者并恢复正常旅游，来扭转这一局面。这会造成大量的感染和死亡病例，并最终导致另一次的封城。

相反，我们竭尽所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恢复旅游活动。这让关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以及须要保养、维修或安装关键设备的专家，在受管制的行程下，以定期检测取代隔离，出入新加坡。

然而，为了控制传播风险，我们不得不限制入境者的数量。因此，无论经济发展局如何努力，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它必须有选择性，优先考虑那些在新加坡拥有大量员工的公司。

疫情暴发后不久，我们就制订了恢复安全旅游的计划。第一步是敞开国门，若有必要，单方面向成功控制病毒传播的国家和地区开放边境。我们是唯一为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大陆、越南和台湾这样做的亚洲国家。这项计划取得了成功，至今仍在实行，并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作出调整。

我们尝试与香港推行首个的“航空泡泡”。这对两个国际城市和金融服务中心来说，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计划。但是，双方的时机总是错过，泡泡最终无法成形。

然而，我们仍计划向中等风险国家打开国门，减少或免去对来自感染率较低国家的完成接种者的隔离要求。

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说明了这一广泛的计划。与此同时，我们设法提前了疫苗的交付时间表。因此，我们能够加快接种疫苗的步伐，每天为约1%的人口接种疫苗。

2021年6月24日，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联合主席阐述了政府的过渡到新常态的计划，我们将把冠病当作地方性流行病，与其共处。这个过渡的一个关键环节，是逐步重开边境，再次与世界接轨的路线图。

遗憾的是，就在这时我们遇到了挫折。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了渔港的鱼贩，他们又将病毒传播到邻里许多年长者经常光顾的巴刹。当时，只有42%的人口完成接种，如果我们执意地推进路线图，那将是鲁莽的。

我们只好重新收紧防疫措施，以便争取更多时间为更多人，特别是年长者接种疫苗。不出所料，病例激增，与感染者接触而须隔离的人数也随之增加。

我们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隔离处，这意味着给访客的房间变少了。因此，我们不得不限制旅游者流量，给全球企业及其员工带来了许多不便。

不过，我们的应对措施发挥了作用。感染病例、冠病重症患者和死亡人数保持稳定，并受到控制。我们把握所争取到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总人口中约有80%已完成接种，这一数字还在上升。就符合条件的人口而言，我们的覆盖率甚至更高，达到86%。

因此，我们已重启过渡路线图。人力部已重新开放让就业准证持有人及其家属申请回来这里。

昨天（编按：本月19日），我们宣布了一项新的国家疫情风险框架，以及疫苗接种者旅游安排。我们将于9月与德国和文莱开始这一安排，之后再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

新加坡的另一个现实

对每个人，包括在异国他乡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一些国家和地区非常安全，感染人数少，边境管控措施非常严格，但这很难长期维持。人们已对频密的封锁及旅游禁令感到厌烦。

在其他国家，民众虽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暴发大规模疫情，死亡人数大增。

我们采取了中间路线。社交限制虽然造成了许多不便，但人们大致上还能正常生活。学校照常上课，餐馆和景点大部分时间都在营业，人们发现新加坡的大自然风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医院并未不堪重负，死亡人数也相对较少。然而，我们的边境管控措施相当严格，在本土病例激增时还进一步收紧。

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既无须实施限制措施，又免受冠病的威胁。新加坡必须在保护生命和维持生计之间谨慎权衡。

我们认为，这样的防疫方式是正确而且慎重的。人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对任何事情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重视和珍爱新加坡，公共卫生更不能随便。人们看重我们，是因为这座城市治理良好，任何事物都能正常运转，而且稳定、有保障和安全；最重要的是，我们照顾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人，就算在疫情当下也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采取了以上措施，甚至吞下苦药，以保障国家在疫情下的安全。如果我们鲁莽地开放，那就不再是新加坡了，人们在疫情中的体验就会和纽约或者伦敦的相似，那他们会想要离开这里，而不是要求返回。

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即使没有严重的感染风险和死亡威胁，为数甚多的人们依然决定接种疫苗。每个人，无论老少，不分种族和国籍，都在注射疫苗。

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互信，而这种信任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来自政府行动的一致性、对新加坡的局限性的认识、长远的目光，以及保持新加坡安稳的强烈使命感。

因此，每当我们面临挑战时，人们就会团结起来，为了更大和长远的利益尽一己之力，甚至做出牺牲。

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期间，新加坡人遵守纪律，具有社会责任感。我相信，我们现在比冠病疫情暴发之前更加团结。

对于在过去18个月里忍受了一切不便和痛苦的所有外国合作伙伴，我深表感谢。我希望，作为本地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你们会继续与我们携手合作，一起过渡到一个具冠病韧性的国家。

这是卫生部长于本月20日在欧洲商会（EuroCham）闭门对话会上的致辞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