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声慢

幸好母校不以在地街道或地域为名，即使搬到海边亦无碍。反观他校就少了这种利落。如今海格女校不在海格路，而在坤成路 ；德明中学不在德明路，正如美芝路虾面也不在美芝路。

母亲一毕业就当教师，很忙，忙得忘记帮我报名入学，拉了我直冲一所她认为还靠近家里（其实走路根本走不到）的华校小学求情。那位校长才接办不到几年，就将这小学搞得有声有色，他瞄了我一眼，摇头说：“太迟了，况且我校有入学考，看您女儿不像是特别伶俐的孩子，恐怕考不上……”我就知道是我的单眼皮坏了妈妈的美事。校长这番话听起来真不是味道，妈妈很受打击，对我说：“本来是想让你舒服一点，现在人家不要你，没办法，你今后每天给我坐长长的车途到妈妈的母校上学！”就这样，我被送入小坡二马路那座灰墙世界里。

妈妈的Plan B把我送入历史更为悠久，校绩更为出色的女校。当时学校处于闹市之中，这百年校园里，因为身兼教堂、修道院、两所华英源流女校、孤儿院等多重身份而变得错综复杂。课室的隔壁不一定就是课室，而是修女的缝纫室，或孤儿院的，或英校的地盘，感觉上更像大杂院。日常的视觉元素包括老师的旗袍、修女的头巾长裙，旧旧的地板，走起来发出吱呀声，黑漆漆的走廊楼梯间，总有同学说这里闹鬼，那里又见到什么。这是童少年期充满危机惊悚的记忆存库，如今反而觉得那段时光最有文学气息和电影氛围。我还以为好学校都是老学校，用来考验学生。

我念的初院才开了六年，新校舍。听说建造时遇上经济危机，缩短了时间也削减了经费，建成的校舍具有比萨斜塔的微倾。有一天在经济学的大讲堂课里，一大颗石灰块砰一声掉落讲师身旁，还好人没事。幸亏我没选修经济学，我对自己这么说。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涌进了大学，人家对我说，你是国立大学首届的纯粹肯特岗学子啊！两年前办得好好的南洋大学才突发谢幕，并入新大（或星大）摇身一变成了国立大学，还得跟家人亲友解释了半天。当时说不出来，现在回望倒觉得我们那届人像是政变后的俘虏。校名是新的，校舍是新的，富有水泥气息。我四处张望，这就是大学吗？不就是从我家循环路的组屋区搭一小时的154号车，来到另一个组屋区吗？教授同学都在摸索，老是迷路，找不到课室讲堂。国产校舍，能够毕业就好了。我对自己这么说。

四年后，还是没有踏实感，总认为该托哪位讲师的福，到常春藤或牛桥才算数。跟家里说哈佛耶鲁都愿意收留我，自费去好吗？没听到想听的回应，就到博物院上班了。1985年，博物院98岁，比母校还老，但比起母校的修会又还年轻了二十几岁。每个角落都是历史的痕迹。办公室门口就是文物储藏柜——知识的宝库，办公室设于双层高的图书馆里，英国人留下来的，书架从地面伸展到屋顶，中间有道雪菲尔钢铁厂制造的楼梯，攀上去中层，小心翼翼地踩着狭窄的走道，去翻找前殖民帝国时代的英法荷德学术用书，十足高等学府气势。两位上司也是历史的缩影，薛尔斯总统的千金，李光前的幺女。既然耶鲁去不成，暂时就拿这个来弥补常春藤虚荣心吧。我对自己这么说。

亚洲四小龙（还是小虎）的经济崛起，为市区里的老学校除了魅，成了房地产物，我在中四课室后面的窗口就望得到的莱佛士书院也被夷为平地。母校受到保留真是大侥幸！至少午饭时，我还可以洋洋得意地向和食料理厨师说，你站着的地方是以前的孤儿院。幸好母校不以在地街道或地域为名，即使搬到海边亦无碍。反观他校就少了这种利落。如今海格女校不在海格路，而在坤成路；德明中学不在德明路，正如美芝路虾面也不在美芝路。

也还好只是搬迁到郊区，而不是关闭，因此就不会辜负了1933年那几位想改变华人女孩命运的修女当时办学的初心。毕竟我们有前科先例：一夜之间就给一所像样的大学拴上了锁，忘却了一大群由下至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为子孙未来而努力的三轮车夫、德士司机、小贩、舞女、杂货店伙计、大头家、有钱人、无钱人，忘了好好地向他们交代。

身为历史研究者，我总认为有朝一日，也许远在本世纪下半叶末，将会有人好好地重新诠释并改写这段唐代传奇似事件——别受到来自政治或庸俗舆论的牵制，勇敢地给予它司马迁式的历史评论。此事未了，上星期五就莫名其妙地听到了耶鲁—国大学院即将关闭的消息。参读公宣文稿，看不出其所以然，倒觉得像是几个明明是很厉害的人，因为暂时想不出更好的对策，只好以一加一等于二的数据逻辑，来扼杀掉这么一个人文至上的理想。未来的司马迁有够忙的了。

（作者是博物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