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科学因果理念，所以我对解决问题都是追根究底。当年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如果他在意于“果”，大可向有关市政会投诉，再由他们妥善处理如何防止苹果再次砸到别人，例如在树下布个防护网，或者将所有未成熟的苹果摘除掉、甚至于直接把果树砍掉。

还好，牛顿追求始因真理，集前人探究之大成，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最近，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联合进行的第四次“公共环境清洁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使得公共厕所话题又浮出水面。其实，国家环境局早在2018年就规定上厕所必须抽水；可惜由于无法掌握证据，有法可依却执法不易。虽然历经这许多年的唠唠叨叨，公共厕所依旧是肮脏不卫生。

人有三急，有时会比紧急医疗还要紧张，所以公厕可说是所有人必定会用到的公共服务。

想象如果牛顿从“因”探讨公厕问题，他可能会先从公厕是不是“公共服务”（Public versus Market Goods）这个基本问题着手，再分析公厕使用者和产权拥有者的动机，最后理出应对措施。

如果常规决策者从“果”着手，他就不会先探讨公厕那么多年来仍然脏乱的原因，而会先搞清楚是谁弄脏了公厕，再认定公厕使用者的修为（无公德心）和产权拥有者的疏忽（没有负责任地清洗），进而推出屡试不爽的万灵丹法律，把公厕肮脏的责任推到使用者身上。

如果是市场厕所，那商家或业主如购物中心为了吸引人流，提升消费和维持企业形象，保持干净的厕所自然是他们提供优良顾客服务的重要一环。

如果是公共厕所，人们就必须确定这些公厕的服务范畴、负责单位和职务范围。按常理说，有如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高使用量的公共服务，往往能得到决策者的关注，注入相关经费，以争取民心和选票。因此，在一些公共设施如机场、地铁站、公园等，有关当局都能维持公厕干净卫生。然而，在使用率高的地方如咖啡店、小贩中心等的公厕，为何却是如此肮脏不卫生？

核心问题是这些位于小贩中心和咖啡店厕所的归类（何谓公厕范畴）和资源支持的分别。

按理说，咖啡店是商业运营场所，是否提供公厕便利，是店主的权利和商业考量。有如高速公路边上的加油站，如果为了吸引客户加油买零食而提供公厕，那是商业考量，而且不会取代由高速公路当局提供的附带厕所的休息站。毕竟，拥有区区几个摊位的咖啡店，哪有资源取代资源雄厚的政府，为广大民众提供公厕服务呢？

在卫生管控方面，环境局有管理所有厕所卫生的职能。可是为何环境局无法执行厕所应该维持的基本卫生条件呢？其实，根据《公共环境卫生法令》第2.2.1条，不管有没有收取费用，位于购物中心、餐厅、夜店、按摩中心、酒吧、加油站、咖啡店等的厕所，都属于公共厕所，国人在此法令下都有权使用。

可能，“有没有收取费用”的诠释比较含糊，所以国人视免收费的咖啡店和商场厕所为公厕。咖啡店覆盖率较广，对人之三急有巨大解急帮助，故我希望无须有消费前提，就可以使用咖啡店厕所。

但是，除非政府介入并承担其中部分管理费用（环境局曾提供一次性政府资助装修厕所），以换取公厕对公共服务的贡献，否则这些厕所的卫生状况，会是挥之不去的顽疾。

至于小贩中心的公厕卫生，环境局作为小贩中心的业主，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或许这和不专业清理，或者长期允许年长者或残障人士收取如厕费，换取打理公厕清洁卫生有关。事实胜于雄辩，这些举措是无法有效解决公厕卫生问题的。

有许多人和专家批评我国民众的文明意识差，造成公厕的不堪现状。与其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把厕所肮脏归咎于民众道德，不如深入了解公厕使用的挑战。

公厕使用量高，加上人口老龄化，有些老人因为尿失禁而弄脏厕所在所难免，有多少人会因为无心滴了几滴尿而俯身擦干净地板呢？如果我们有此同理心，就不会一直纠结于弄脏厕所的课题，而可以把精力放在如何真正改进厕所卫生的问题上。

纵观现代管理，为了更快地解决问题以达到表现指标，再加上没有耐心了解前因后果，所以许多政策实行就趋向于治标不治本的快捷方案，久而久之就会有捉襟见肘的后遗症。就如以法律强制归还托盘碗碟一事，虽然已经尘埃落定，温顺的民众“坦然”接受，但是否心服口服呢？

事实上，干净卫生的公厕并不难求，机场、公园和商场里的厕所都可以达到卫生水准。如果细心向管理层了解，其实不外乎管理问责和足够资源分配。一些商场甚至在一些高使用量的厕所安装自动人流计算仪，每达到一定使用量，信息就会自动发送给清洁工团队，要求他们派人清洗。

要治本，就要追溯公厕的责任方，给予足够的管理经费。一味推给咖啡店业主或怪罪人们的修养，是不能根治问题的。

作者是旅游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