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赫拉利认为，故事是改变历史的最重要手段。

如何说一个故事，决定被言说之对象的命运。

最近因为策划野生动物保育的专题，接触了几位保育工作者，他们都谈到此类叙事问题。

我跟随灵长类专家洪慧芳博士到汤申自然公园，看见猕猴路边觅食，不经意用了“猕猴都好凶”的形容词。从她反驳我的沮丧与急切语气来看，人们对猕猴的偏见当真让保育工作难上加难。

且观感是会改变的。20年前本地冠斑犀鸟还处于绝迹状态，大家对犀鸟充满浪漫想象，如今冠斑犀鸟在乌敏岛安居落户，开枝散叶到樟宜一带，有摄影爱好者朋友投诉说，现在它们成了“害虫”，到处吃会唱歌的小鸟。

如果你看见一棵树上歇着七八只大犀鸟，是不是太多了？自然公园附近的街道有十几只猕猴好像就很可怕？但其实在它们的眼中，熙来攘往的人类才是可怕又密集的大军吧？

实际上它们在本地的数目少得可怜。

国家公园局自然保护处乌敏岛处长张志兴跟我谈犀鸟时说，不要因为犀鸟会捕食小动物就认定它们是坏的。

的确，对野生动物下道德判断是无意义的，大家该检讨的是自己如何对待野生动物，如何保持距离，做到互不侵扰。

此外保育鲎（马蹄蟹）的陈精祥、保育新加坡溪蟹的黄家俊都异口同声对我说：不要因为物种长得不可爱，就意兴阑珊。

我们太习惯于把目光聚焦在吸引眼球的物种身上，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生态纪录片，在谈动物保育的时候，那些没被讨论到的，才真正需要更多关怀。

怎么说故事很重要。

洪慧芳举例说，你很可能因为印度尼西亚原始雨林被砍伐殆尽，一只红毛猩猩挂在最后一棵树的孤独画面，向远方的保育机构捐献善款，同时却因为不知道组屋区附近某片丛林住着本地独有的物种，而对一项开发计划无动于衷。

如今要做的，是重建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在这里介绍美国生物学家大卫·哈思克的作品《森林秘境》。

哈思克花了一年时间，在田纳西州一个山坡林地，选了一个直径一公尺的地点，不时造访探视，观察这小小圆形里的生态环境，最终写出300页厚的观察记录，原来小小的范围内竟蕴含丰富多元的生态奥秘。

我经常感慨现今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不如手机品牌，城市人能够迅速辨认手机型号，却叫不出一只鸟一朵花的名字。对此，哈思克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如今丰富的资讯让人类对自然世界有更广泛的认识。

意思是说，我们具备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不妨也来做做类似实验。如果你不知道动植物的名字，还有一些手机应用可以救急（当然未必最准确），人工智能领域正积极开发动物辨识系统。

你也不一定要走进森林，哈思克如此建议：“只要你有意观察，任何花园、行道树、天空、原野、森林或郊区的一群麻雀，都可以成为你的曼荼罗地。”

这或许是与周边环境建立连结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如此一来，日后当我们谈起自然保育，就不会有事不关己的感觉了。

作者是新闻中心副刊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