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1日多多（TOTO）大奖开彩，只有很少几个人在这一天成为幸运儿。对于大多数下注的赌客，这一天只是另一次“差一点就赢”的唉叹。

这是新加坡博彩创立54年以来奖金最高的一次。原本估计累积奖金额约1200万元的多多红包，在实际开彩那天竟然高达1941万6913元，难怪一时之间万人空巷，到处有人排长龙买多多，下注者几乎把疫情忘得一干二净。

虽然常有报道某人中多多头奖几百万，不过这次竟然有八个人同时中奖，平分这1900万元也算奇迹。媒体甚至爆料其中一人还同时测中第一组与第二组，八个中奖人中有六人经历日晒雨淋排长龙“付出汗水”在实体站下注，另两人托科技之赐，轻松在网上投注iTOTO系统12而“不劳而获”。

以或然率解读多多中奖的概率，大约是1400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每注是一元，你得下注1400万元才有得头奖的机会，一般第一组金额每期介于两三百万之间，没测中则归入下期加大奖金吸引更多赌客。

本地流行的赌博项目中，万字票（4D）中头奖的概率最高大约1万分之一，但赔额一般不大；大彩中头奖的概率是350万分之一，虽然不像多多那样低得离谱，但测中头奖绝非易事。而且，大彩头奖中奖者只有一位，不像多多可能须与测中相同数字组合的人共享。万字票也有“红字限制”，以防太多人下注红字，万一开出来造成博彩公司“爆厂”。总而言之，博彩公司做的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明知输的概率如此高，为何赌客还是乐此不疲？那是因为虽然你说中奖率是1400万分之一，为什么还有八个幸运儿在同一天把1900万元给捧走呢？这种只博运气的赌徒心理学肯定非理性思考模式可解析。

赌博对个人或家庭的伤害有目共睹。不过在经济掛帅的社会里，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另类的“将功赎罪”。新加坡博彩公司主席许俊辉2021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2019／20财年博彩公司为新加坡经济贡献将近90亿元。在扣除3%营运开销后，其中70%用于发奖金，22%（约20亿元）上缴为营业税和彩金税，剩余5%也即是4亿5000万充作慈善用途。

这两笔款项是赌客对社会的贡献。因为“如果博彩公司不存在，这笔钱会流失给海外非法赌博业者。”许俊辉指出。

根据全国赌博问题委员会（NCPG）每三年针对3000名参与者的调查，所有年龄族群的赌博人口都比前些年增加许多。52%受访者曾参与至少一个种类的赌博活动，该数字在2014年为44%。2018年数据也显示最大增幅落在年龄18岁至29岁赌客身上，自2014年的28%增至2017年的41%，平均每月花在赌博的支出也从20元增至30元。

这个趋势值得社工留意。这份调查与最近内政部文告中提到我国赌博相关罪案维持在低水平，潜在的病态和问题赌博比率也持稳在约1%，似乎略有出入。

新加坡博彩业在1968年合法化后，业务可谓蒸蒸日上。从多多、万字票和大彩开始到1999年发行足球、赛车类博彩。2004年，政府从淡马锡控股手中接管新加坡博彩公司，虽然政府一再强调对赌博有严格管控，不过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盘算，2010年还是迎来了实体赌场滨海湾金沙和圣淘沙名胜世界，这两大赌场己成为亚洲淘金客的首选。

政府认真看待博彩管理并成立了四个机构，负责监管包括线上、线下赌场、赛马、其他博彩项目及赌博问题。赌场管理局（CRA）负责执行《赌场管理法》并颁发牌照，监管陆上赌场的运营。内政部、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和金融管理局则监管远程赌博，即所谓的在线博彩和进行执法行动。

尽管如此，非法赌博犯罪案例还是多如牛毛，而且走向科技化。2016年，57岁的薛少文和他两个兄弟所设立的企业化非法赌博团伙，在一年多内，通过雇用跑腿、行政员及资讯科技人员，利用网站操作估计赚取盈利大约9768万元。他在2022年1月被判刑。

赌博生意无所不在。研究显示有牌照的赌场能够透过颜色灯光、背景音乐和提供酒精饮料等来影响赌客下注。非钞票形式的筹码记账卡，更令赌徒放下内疚感和戒心开怀畅赌。目前流行的智能卡下注，还能收集大数据让业者对赌徒的年龄职业进行分析，再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玩法。网上赌博也常常用点数取代金钱，让游戏与赌博界线模糊化，一步一步引导年轻人步上不归路，上瘾后就可任其宰割。

只要还有人相信不可能的可能，投注站就永远有人排队。当中肯定包括那八大幸运儿其中一个，这次他心中正在梦想，如果独中大奖，不用与人分享那该多好。

作者任职于一家电子商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