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山亭楹联回归本土一事，经《联合早报》报道，在本地华社激起阵阵回响。

恒山亭是我国华社乃至早期移民社会的里程碑，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见证了新马闽南社群互助互济的精神。作为义山，恒山亭最基本，也最主要的功能是信仰场所，为客死异域的漳泉人士处理后事。但它也协助闽南社群排解纷争，维持法纪，并主持一些重要的社群事务。在此阶段，商绅以神权治理社群事务。

恒山亭创建于1828年，此后，闽帮在1840年设立天福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明确提出扮演福建社群乃至新华社群领导者的角色，功能已超越恒山亭，神权与绅权开始并驾齐驱。到了1916年，福建会馆正式从天福宫独立出来，绅权也从神权中独立出来。

从恒山亭到福建会馆的蜕变，即是我国华社演变的缩影。从广义上说，恒山亭是我国华社的根。

很可惜的是，具有如此重要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古迹，毁于30年前的一场大火，只留下《恒山亭重议规约》木牌（1836年）和一组神像。

因此，恒山亭这对楹联本次回归故土，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充实了恒山亭文物保存，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历史。此对楹联“恒德掭伯权恩流异域，山灵镇公位化被中华”，上下联分别以“异域”“中华”结尾，完全体现了当时南下华人“落叶归根”的移民心理。

对他们来说，自己是“新客”，新加坡是“异域”，只是聊以谋生的暂居之所，并不属于自己；而自己内心所属的，是魂牵梦萦的“唐山”，也就是“中华”，早晚是要落叶归根的。从文化意义上说，新加坡是“异域”，是与“中华”明显有别的。

不仅这副楹联，随它们一起回归故土的一对原属海唇福德祠的楹联（1858年），“福著伯权彰异域，德昭公位耀唐山”，立意完全一致。这样的先民心理，通过这两对楹联很强烈、很生动地流露出来。

其次，这对楹联30年前从南洋异域被带到了更遥远的西洋异域，若非收藏者冼小川医生的信念，它们早已被美国其他收藏家买去，或作为装饰，或作为收藏。但冼小川主动联系福建会馆，把它们捐赠回国，分文不取。

失而复得，意义重大；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这对楹联200年前竖立在恒山亭门口时，新加坡是异域，现在辗转3万公里从纽约绕了一大圈回来，新加坡却已是故乡。这副楹联，恰恰见证了新加坡人从“异域”到“家乡”，从“彼”到“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的转变。

这副楹联也提醒着我们，这200年来的新加坡人，已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到现在的“根深叶茂”。我们要珍惜得来不易的国民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多年以来建立起来的社会互信和社会肌理。对一些容易产生分歧甚至撕裂的课题，如种族、语言、宗教，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这副楹联的回归还有第三层意义。它提醒我们，社会是不断演变的，演变需要时间。我们的祖辈花了几代人的时间以及互相包容，才完成了从“异域”到家乡的转变。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精神和胸怀，以开放、平等的心态，欢迎跟我们一道建设这个美好家园的新移民。因为，我们的后代都将是不分彼此的新加坡人。

作者是南洋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