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方言与华文教育的课题引起不少讨论，说明还是有人在乎，还有希望。

日常生活中方言消失了吗？也许人们不再以完整的方言对话，但这不阻止方言语汇融入主流语言之中。无论新加坡华语或新加坡英语，甚至新加坡马来语都吸纳了许多方言词汇、方言语法，这就是语言的生命力。

简单如一个红龟粿，新加坡华人习惯以闽南音称呼，英语与马来语也都直接以方言译音。

红龟粿的语音不仅仅是语音，还记录了文化历史。

但问题来了，为了方便教育，为了与世界接轨（其实就是跟市场很大的中国），教育系统教导我们用标准华语（以中国普通话为基准）。这样看，对应红龟粿的语音，就不再是ang ku kueh而是hong gui guo了。我想这才是本地多元文化面对的更大挑战与讽刺：方言语音被英语和马来语保留了下来，反而在华语中消失了。

有趣的语言现象在本地地名、街名之间比比皆是。打比方，你不懂方言就很难察觉中峇鲁的“中”其实是“冢”，福建话都念tiong，最早那里是一座华人坟场。不懂方言也恐怕会奇怪厦门街为什么英文名叫Amoy Street——哪来的阿妹啦？原来是历史上，葡萄牙人根据漳州人的“厦门”念法音译后，被西方人沿用下来的。

《新加坡地名探索》作者黄友平就曾感慨说，他必须趁一代人还懂得方言，加之英语、马来语的辅助，来完成本地地名的研究。文史研究者林恩和也强调方言在本地历史研究的重要地位。

历史是偶然的，要去解读偶然所造就的复杂性，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在语言问题上，未来的本地文史研究者恐怕要面对更大的挑战：门槛在不自觉间提高了，你得多学几种语言／方言。

语文课讲求标准无可厚非，这么一来媒体与作家在保存、使用本土特色语言方面，就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了。

如果哪天我们把巴士、罗厘、摩哆车、脚踏车都给忘了，不是因为新的交通工具取而代之，而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时代的身份记忆。

不过话说回来，语言又是柔软多变的。新加坡的岛屿性质、移民性质鼓励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是自然过程。我阿嫲生前常说：“嫑suka-suka做salah事”，所以就必须扪心自问，大家要保留的是哪一段记忆？决定以何为本？

新加坡尊重多元，也因为多元，所以必须加倍努力保育与相互理解。

滨口龙介在电影《Drive My Car》（开我的车）设计了非常精彩的戏中戏：多语混杂的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演员操着不同语言同台，现场亮出七八种语文字幕，最后手语演员在静默中传达最重要的信息：原来语言只是媒介，意义才是核心。

我很喜欢这个概念。

其实本地戏剧界也早已实践多语剧场，从郭宝崑到现在的戏剧盒，不断有新作品诞生，回应着我们这个多语社会。

回过头来要问的也许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如此多语，但各语言电视台、电台、课本、报纸与新闻网里，呈现的却那么单一？为什么我们总是预设我们的受众只懂单一语文？学校里有没有办法开一堂多语课？作家能不能多创作一些多语作品，而不要每天抱怨年轻人的语文不够精纯？

语文建构一个人的世界观，语文也关乎身份，我不够睿智，没有答案，只能强调一个原则：多元肯定比单一要理想，纷呈永远比统一有意思。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刊高级记者）